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

他总是会想起他惶恐的未来。这未来不是第二天或者是下个月，甚至不是明年，那些是他所能理解的时间范畴，因而就不会让他恐惧；她恐惧的未来无法用时间来衡量。它是一种空虚，一种怅惘，就像在梦里一样，那未来超越了明天和下星期、明年，那是让他茫然的未来

咖啡馆里装饰着华丽的热带海滨的狂欢壁画，他们在那里喝酒：三个男人，都不超过四十岁，但却认为自己的事业已经到头，并把希望寄托在自己的孩子们身上。其中一个人的儿子取得了成就，也带给其他人希望。他们分享着毕司沃斯先生的快乐，虽然他们无法像他那样欣喜若狂。

在强者的阴影里，弱者彼此的安慰是多么可笑！

于是后来，渐渐地，在一些安全的时刻，当他们有了别的烦忧，当记忆不再刺伤他们的时候，他们会带着欢乐或者痛苦，让过去有条不紊地重现。

毕司沃斯先生经过水管，拐上一条通道。他刚刚走到遮着门帘的门厅，就听见一个激动得几乎是欣喜的声音：“穆罕！” 他觉得自己又变成了一个孩子，所有的软弱和耻辱都重现了。

因为这无疑是莎玛在生活中所盼望的事情：经历每一个时期，让每一个角色得到充分发挥，经历她所应该经历的所有情感：结婚或生育的快乐，生病和挫折的痛苦，死亡的悲伤。生活如果是圆满的，就应该遵循这些感情的定式。悲伤和快乐，同等地在前面等待着，它们是一体的。对于莎玛、她的姐妹们以及所有和她们一样的女人来说，雄心意味着一连串的消极因素：不结婚，没有孩子，不做一个称职的女儿、姐妹、妻子、母亲和寡妇。

这是他们一天中主要做的事情。他们不会说英语，对他们所居住的这片土地也没有任何兴趣；这是一块他们本来打算逗留的地方，但是他们的停留时日却超乎预期。他们一直都在谈论要回到印度去，但是当回去的机会到来时，很多人又拒绝了，他们害怕回到陌生的环境中去，害怕离开他们所熟悉的暂居之所。每个傍晚，他们都来到这个坚实友好的房子拱廊下，抽着烟，讲故事，一边不停地谈论着印度。

此后每当毕司沃斯先生想到绿谷，便会想起那些树。高大而挺拔的树干被低垂下来的长树叶遮蔽得严严实实，几乎看不到树枝。树叶有半数已经枯萎，在树顶的一些叶子则呈现出暗绿色。似乎每一棵树都在茂盛的同时开始枯萎，死亡以同样的速度从每一棵树的树根开始蔓延。但是死亡似乎永远定格在那里。那些像舌头一样的树叶渐渐地变成焦黄，然后变为褐黄，薄得仿佛被烘焦了似的，翻卷着向下耷拉在其他枯叶上，并不飘落下来。那些新长出来的叶子像匕首一样锋利，毫无娇嫩可言，它们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就已经苍老，没有生命的光彩，只是在枯萎之前长得更长一点。

他要到外面的世界去，去试探它那令人望而却步的力量。过去是虚假，是一连串骗人的坏运气。真正的生活，以及它特有的甜蜜，正在前方等待，而他才刚刚启程。

很久以来，他一直觉得目前的状况只是暂时的；自此以后，他将把所有时间，无论多么短暂，都看作是珍贵的。时间将不会再被虚度了。没有任何事物是理所当然的；每件事情都是他生命的一部分，无法重新再来；因此在做每一件事情之前他都应该深思熟虑。

《特立尼达卫报》开始了新制度。伯耐特先生离开之后的第二天编辑室里张贴的海报上面写着“不求出名，但求正确”，“新闻不是观点”和“是事实吗？不是，就砍掉”，以及“检査，不然就住口”。毕司沃斯先生觉得这一切都是专门攻击他的，其中的奇谈怪论让他害怕。整个报社都陷人低潮，所有人都神色凝重，无论是升职的人还是贬职的人。

很快他就把握住了自己对每个故事的塑造和耸人听闻的特质的感觉。在这个基础上，他加了一点自己的东西。他突如其来的好运气的一部分，在于他是给《特立尼达卫报》工作，而不是给《卫报》或者《政府公报》工作。因为从他笔尖自然而然流淌出来的贫嘴，他和莎玛的争吵以及针对图尔斯家族的谩骂所消耗的丰富想象力，正是伯耐特先生想要的。 “就让他们到别的报纸上读新闻吧，”他说，“不管怎么说，他们现在已经在这么做了。我们能够得读者的唯一办法就是让他们震惊。让他们愤怒。让他们害怕。你只要给我一个这样的故事，这份工作就是你的了。”

图尔斯太太一直待在她的黑屋子里，精打细算着房子的消费，发布食物的指令。她听说古老的中华民族吃竹笋。这片地里有大量的竹子，于是图尔斯太太吩咐大家吃竹笋。但是什么是竹笋呢？是竹竿的枝节部位发出的细小嫩芽吗？是特别小的竹子吗？是竹子的嫩叶吗？没有人知道。嫩芽、竹竿和竹叶被收集起来，洗干净、剁碎、煮沸，然后和西红柿一起拌成咖喱饭。但是没有人能下咽。

但是当图尔斯太太命令寡妇们尝试中国人吃的鸟窝时，寡妇们看着雨树上用小干树枝做成的像长筒袜一样的谷鸟窝退却了，因为反对的呼声很高，这个念头最后被打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