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阅世六十年

只有真正具有安全感的人，才敢自嘲，才会欣赏他人的成就。

小说对我最大的作用是大大丰富了我间接的人生经验，使我这一介书生能体会到人间宇宙之大，人类品型之多，性格言行无奇不有，于是有效地增强了我对“人”的了解与“容忍”。

对人怀疑要留有余步；尽量不给人看一张生气的脸。

张光直给我的印象是：人极聪敏，而实学（指古文献及自然科学工具）不足，长于初步综合，缺乏原创性研究。……张光直自耶鲁回哈佛后，对哈佛‘发展’中国研究的影响很大。由于自己旧学根基不足，成见甚深，瑕瑜莫辨，对近年哈佛汉学及传统中史教研之中衰是要负相当责任的。

有价值的史学著作应为科学、哲学和艺术的统一，要作审查、鉴别与整理材料的分析工作；以一贯的概念与理论来贯穿说明史实的综合工作；用艺术的手段以叙述历史的表现工作。三者之间，分析是必要的历史基础，综合为史学的主体，艺术则是装饰。

我以个人的经验和体会，觉得诠释否卦的意蕴应该注重另外的积极面——在“倾荡扫除”的同时，必须自我焕发、重立鹄的，按部就班去实现新的计划和志愿；没有坚毅意志的诞生或复活，“泰”或“喜”是不会自动从天而降的。否极之所以泰来多半要靠人为的努力。

我想人性一般是这样的：越被人家看得起，自己也就越有自尊心，也就越来越想做得更好。

我们1934年初秋入学后，最初只看到他（梅贻琦）洵洵儒雅、和蔼谦虚、近乎木讷、‘过分’谨慎的一面，正如校园里流行的一首打油诗所描述校长讲话的特色： 大概或者也许是， 不过我们不敢说， 可是学校总以为， 恐怕仿佛不见得。

这些大学（交大、中央、浙大、武大）入学数学试题比清华要‘繁’不少，但他们的题目是有些‘繁’而‘笨’，只有清华的题目出得似‘轻’而实‘巧’。易先生对30年代的回忆，与杨振宁先生对八九十年代国内理工科学科课程之过专、过繁、过难是否可做历史的联系，尚有待专家们的考证

国民政府政策‘提倡理工限制文法’。梅校长与教授会只极力响应‘提倡理工’，但绝口不提‘限制文法’。而30年代清华历史系的课程模式已略同美国哈佛、哥大等一流大学。

冯先生上课有一特点：学生如不发问，他大都默坐不语，不主动开讲。可回答学生问题时，往往能用日常事物比喻乍看之下艰深的哲理，或把原文的意蕴层次分析得停当入微；他的口吃更增加他的幽默...

源于印度的婆罗门教，特别是大盛于东南亚的佛教是被人宰割的鱼肉，而基督教却是一手执《圣经》、一手持利刃的宰割者。

如果自青年即专攻思想史，一生对史料的类型及范畴可能都缺乏至少必要的了解，以致长期的研究写作都空悬于政治、社会、经济制度之上而不能着地

中国文化的起源是由于中原与周遭及边远几个文化区互动的结果---张光直

中国人是否受种族歧视是因人、因时、因地、因事而异的，不可一概而论。

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长期的苦闷是在亚热带的华南港口无法销售毛织品，自始即必须对中国输出金银币，积久数量很大。······ 到冬季严寒的华北打开英国毛织品的市场以换取中国的金银——似乎仍在英国商团的潜意识中仍然作祟。

随着选权的屡度扩大，民主政治不断发展，代表中、下层人民利益的压力团体对公众舆论控制能力的增强，无论哪党当政，都必须考虑如何通过立法为人民服务。

清初的丁无论是各省府州县的细数或是全国的整数，都已与成丁无关；前此所有中、日、西方根据清初丁数以推测全国总人口的专家学人们，都是方法上的根本错误。

传统中国社会里最不利于资本积累的基本因素——两千年来无论贵族或平民，财产继承诸子均分的法律、制度和习惯。 无论西方东方，只有微观个案配合宏观透视，才能相得益彰。

当东西两半球或两种不同古文化初度相遇时，最先交换的东西是粮食作物和武器，都是与生命直接有关的，而不是与理念和精神生活有关的。

花生证据坚强可贵，它是最早从海路引进到长江三角洲的；甘薯及玉蜀黍都是从印、缅、滇大道和东南海路双向传入中国。

（中国幅员之辽阔）不可忽视的是清代，尤以雍正朝，西南各省的改土归流政策的推行；否则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很难以川、滇、黔、桂诸省作为抗日战争的西南大后方。

（中国的）皇权源自军力。······朝代的盛衰与中央是否能长期有效地控制兵力有密切关系；每次朝代的更替更是取决于军权重心的转移或内战的胜负。······国家政权既与军权牢不可分，政治体制的形式和运作自然是倾向威权主义或专制主义的。

中共的意识形态及空前的组织能力虽是新酒，但这新酒却是装在两千多年的威权主义的旧瓶之中的。

孔子社会理论的重心是“礼”，其功用在维护当时金字塔式不平等的阶级制度。“礼”的本质和功用尽管如此保守，孔子之所以能成为伟大的思想家原因之一是：在维护封建秩序的同时，提出了长期有效的改革方案“有教无类”。换言之，无论生在贵族或平民的家庭，原则上人人应享有平等的教育机会。 两汉的荐举和雏形的考试制度，太学和郡国学校，隋唐以降的科举考试和地方学校制度，无一不代表孔子“有教无类”主张的逐步实现。

在明清五个半世纪之中，自然及经济条件迥异的几大区域逐渐形成了一个经济实体。主要的成因是商业长期的发展和大规模超省际的移民。 虽然经过百年空前的内忧外患，中共所承袭的中国至少可以认为是一个大的经济和意识的实体。 最直接有利于中共经济政策之形成的是，国民政府北伐后官僚资本力量的迅速增强。······这个具有近代知识的雏形官僚资本主义，正好为中共计划中的集体经济体制奠下一定的基础。

较成功的朝代无不以军队控制于文官体制之中，因此传统中国是以文治闻名于世的。 从传统中国大量多样的史料之中，简直无法发现什么是人民大众真实的意愿和舆论。 毛泽东“言者不罪”的承诺实际上是为“引蛇出洞”的 古今国史上哪曾有过对专制政体真有制约功用的“公众舆论”！？ 中国祖型的“士”既然非靠官职俸禄才能赡养身家，真正的“独立”何从谈起！

有人挑战，必须应战

北魏洛阳的坊里制决不仅是京都土地利用的制度，而是根据统治阶级及被统治阶级不同社会经济性能的全盘都市设计。

新大陆的农业无疑义是独立起源的，而旧大陆史前中国的农业很可能也是独立起源的。---布瑞德武德19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