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一觉电影梦

我天性竞争性不强，碰到竞争，我会退缩。跟我自己竞争没问题，要跟别人竞争，我很不自在，我没那个好胜心。

人生就这么多，要懂得取舍。当然还是可以透支，可以力拼，人还是有无限的可能性。但我知道这样做是在透支，这是以前走上坡路时看不到的。 这使得我行事上比较决断，不会什么都要。 做事时比较不会用蛮力，而用实力。 蛮力是虚的，不需学习，自然就会，是一股傻劲，力道没用在刀口上。年轻力壮时力气大，却没那么多经验，尝试冲撞时用的常是蛮力。如今年纪渐长，经验多了，力气却已不及当年。当人的劲力没那么大的时候，就需要用实力。 人生就如一场修炼。

我觉得，经常是家中最聪慧而叛逆的孩子，一眼看透家里的虚伪，却又在家庭面临危机时承担起一切

人生不只是坐着等待，好运就会从天而降。就算命中注定，也要自己去把它找出来。有人说”人定胜天“，也有人说”命中注定“，两者我都有所感应。其实命定也没什么关系，努力与否，结果会很不一样的。在我过去的体验中，只要越努力，找到的东西就越好。当我得到时，会感觉一切好似注定。可是若不努力争取，你拿到的可能就是另一样东西，那个结果也似注定。

片子拍完办杀青酒时，我投下美金一万二，在中国城席开几十桌宴请所有工作人员。很感动的是，席间所有演员上台，唱了一首李安歌，讲我拍片的种种，很好玩，原来他们事先秘密排练好，歌词是由休·劳里（Hugh Laurie）编写。

中国人造词很有意思，“恩爱”，恩与爱是扯不开的。

恐惧鞭策我不断地求改进，因为没有比恐惧更强烈的感受了。能够持续不断地尝试，动力就在于不安全感。一旦有安全感，做成了惯性，我就会心生恐惧，怕被定型，怕江郎才尽，怕东西陈腐，怕被人摸清路数而遭淘汰。

你费尽力气，追求的却是个非常脆弱易变的东西，大自然或命运的稍一拨弄，就改变了一切。只有想尽办法，拍一点是一点。

中国人是嘴上不讲但心里计较，犹太人则是心里计较的事情直接吵出来，其实人性都差不多。詹姆斯先用犹太人的方式写出来，我再转换成中国人的逻辑，这种合作很有趣。同时王蕙玲也写，由我居中协调。如台北当时流行的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到了詹姆斯手里，就改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Mikhailovich Dostoevsky），这种文化上的品味习惯，没什么道理可讲，也无伤大雅。

我把认为该做的东西做出来，然后再退一步，让出一点空间来，让观众去思索，怎么想都行，就像看抽象画一样。 退这一步，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就是东西不要做足，也不要做死，留一部分工给观众去做。

我自己唯一一次的幕前亮相，也给了《喜宴》里的喜宴，就一个镜头、一句台词：“那是中国五千年来的性压抑！”这句话，我憋在心里面很久了，不吐不快。之后，我再也不想露面了，因为拍摄时，我发觉会很分神。

老实说，我平常对女人也不是很有兴趣，她们想什么我也不清楚，只是女人戏或女人形象比较适应我想表达的东西。…经常有女性主义者认同我的电影，好像我是她们的同路人。我只好跟她们说真话“我只是适合拍女人戏，我是男人，你们搞什么，我真的不是很有兴趣。”

在中西互动的过程中，我觉得彼此的关系应该是给与取，当你给出自己文化的同时，也要调整一些不太适用的东西，才能叫唤西方(对方)的东西。……我们别老想着自己被美国文化压抑，只想着要保存自我文化习惯；事实上我们也正在打入世界文化，正在影响世界文化。我觉得一个真正的进步，在于你能够看到自己也是这个创造过程中的一分子，你个人所做的一切，也正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文化现象拥有许多的可能性及转着，不要只是守旧、反弹；不要只在事情发生后，才跟着去回应；应该站出来，去作为新的世界文化发展中的一分子。

可是打骂小孩是最不需要花脑筋的，因为你不需要观察他成长中的细微变化设想出有益的辅导对策。其实抚育小孩和其他人生事务一样，可以是很困难、很复杂的一件事，拿过去中原文化的伦理或日式的台湾文化去套，用的都是最不费心思的方式。 当我长大后面对这个世界，尤其是拍电影后才发现，其实在细微不一的变化里，正埋下了许多巨变的种子。

夫妻间相处如一切事体，不是一成不变的，都需要做适度调整，甚至以变化来保持不变。以前我在外面谦卑，回家一样谦卑。现在我在外面比较神气活现，回家再谦卑，就觉得是在调整，其实只是保持不变。

有些电影工作者不需要特别体悟就知道这些道理，但对于我这种人，是得经过一个过程，才会知道，原来如此。

电影是可感知的，但人生的奥妙及疑难则常超出我们的感知。

对我来说,导演、制片,我们这些电影工作者,不仅想拍好电影,追求电影的艺术绝对值或满足个人的想象;事实上,电影是有机的媒体,我们也在经营观众,在经营电影与社会之间的反应。

《饮食男女》最后那场戏，我终于忍不住发飙。拍摄最后那句台词时，吴倩莲愈紧张愈吃螺丝。那场戏林慧懿设计的三丝汤还不错，把三丝扣在杯子里，然后把汤浇上去，杯子再拿起来，一个汤匙下去，散了。这时吴倩莲要说话。桌上有七八道菜同时在冒烟，大概花四十五分钟才能使七八道菜同时冒烟。结果吴倩莲连吃了三次螺丝，拍第四次时，林慧懿说：“三丝我只准备了六份，我想六杯应该够了。”没想到拍到第六遍，还是不行。 我大吼一声，冲出去踢门，就为这个。

其实要求演员表演全都得自然，这已经是不真实、不自然、有问题的，扪心自问，连导演自己都不是这样子的。因为生活中绝大多数的时刻，我们面对旁人也都是在自我控制的状况下演戏，就算自己一人独处时，都不见得完全坦然地面对自己。人的自然里也包括着不自然，要做到不着痕迹，很不容易。我觉得戏剧和人生还是有些差别。当然在生活中我们反应事体时，未知状况很多，不能如详读剧本后般地预知后事，演戏时要避免这种预知的不自然。

我以为中国人以升华的方式来抒发情感，擅长使用暗喻、以景寓情等美学手法，自有其社会背景。宋、明以降，中国人一向都很压抑，身处于政治、社会及人际关系等种种的制约下，我们有许多心事无法明讲，只能借由迂回的方式来表达。这方面中国人最强，每个人都会，根本不用教的。

当我和吉恩沟通时，武侠小说中这类既存的不合理部分就被凸显出来，成为理解上的障碍。但在中国，武侠小说的作者及读者多不理会这些不合理的部分，因为这种文化草率现象对我们进入武侠世界时并不构成障碍但对外国人却不然。面对一个新的文化，能够吸引他们的，一是好奇心，一个就是了解。而彼此能够沟通了解的基础不外乎逻辑合理性及以其所知所闻构成的参考架构。如果溢出这个范畴，想要跨越文化鸿沟，就成了难事一桩。

對我們來說，近百年來，華人除了經歷西化的過程外，大陸經歷俄式共產化，台灣、香港經歷殖民化，我覺得，“何去何從”的身分認同問題一直是個糾結與迷惑。身爲外省第二代，我不由自主的會注意到“傳承”的問題（台灣電影則較注意民族意識的覺醒），不只是文化的傳承，還包括生活習慣的傳承、倫理的傳承。這些傳承面對變化的時代，已經走味了，就像《飲食男女》里的菜餚，徒具外貌，裡面已經少了些什麽滋味。

我觉得年轻人学电影，就应该去实习一些很基本的做工、很实在的拍片道理及技术。其实包括很多名导，也就是用熟的那几招，翻来覆去，招式也不复杂。就像会打架的人，就两三招，能用，用得好，就行。道理很简单，就看你是不是真能实用。

人生就如一场修炼。 做事一如练功，是“一分功，一分松”。松了一环后，再往里面、往紧处练。练松一层后，再进一层，如此层层而上。功力越深，实力越强，越不易被击败。

明知没有好事，却恶向胆边生；知道毁灭就在后面等着你，但还是忍不住往她那里走。人就是有一种自我毁灭的倾向，这与浪漫是非常类似的力量，亦即感性，挡不住的。挡得住，你这个人也没啥味道了。

我是一个心智与身体都比较晚熟的人，个性比较温和、压抑，因为晚熟，所以我很多的童心玩性、青少年的叛逆、成年对浪漫的追求，以及我的提早老化，其实是一起来的，就在自觉比较成熟时，我年轻时该发生又不发生的事，突然在我中年危机、身体开始往下掉的时候，就这样都冲撞上来。

因此，悉心静气，存神养性，体验并顺应自然法则的客观变化，节制自身的情欲好恶，遂成为人生修养的课题。

当我和吉恩沟通时，武侠小说中这类既存的不合理部分就被凸显出来，成为理解上的障碍。但在中国，武侠小说的作者及读者多不理会这些不合理的部分，因为这种文化草率现象对我们进入武侠世界时并不构成障碍，但对外国人却不然。面对一个新的文化，能够吸引他们的，一是好奇心，一个就是了解。而彼此能了解沟通的基础不外乎逻辑、合理性及知其所知所闻构成的参考架构。如果溢出这个范围，想要跨越文化鸿沟，就成了难事一桩。

英国这趟拍戏，让我学到很多。回来后，表达力好了些，英文也进步些，人好像也聪明了点，也练了一点英国人擅长的干幽默（dry sense of humour）的准头。直到现在，拍片都比较罩得住。以前真有罩不住的时候，就是技术与知识不到位，所以也不能够怪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