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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怀着“今后再也写不出这么快乐的小说了吧”的心情来写的。 不快乐地生活是种罪孽。高中时代对我造成伤害的那些老师，我至今无法忘却。 除了为数不多的几位纯属例外的老师，其他那些当真是想从我这里夺走非常重要的东西。 我想，唯一的报复方法，就是活得比他们快乐。 快乐地生活需要能量。 那就是斗争。 直至今日我都在继续这场斗争。 这场让所有无聊的家伙都能听到我的笑声的斗争，我想大概会坚持到我生命的终止。

近来，激进派学生多为教师子女，这已经变成一个社会问题。虽然有人说，这是严厉的家庭环境造成的，但这种严厉和宠爱也可以相互转换。

人啊，一旦抛开自尊，就会无止境地自我欺骗下去。

美少女都有让男人止住爆笑的能力，而丑八怪恰恰相反，她们是引发爆笑的根源。

艾达玛是忠诚的，但并非对我忠诚；艾达玛始终相信，但并非相信我。艾达玛相信的是充斥在六十年代末的某种东西，并且对此忠诚，但要说明那东西是什么却很难。 那东西让我们自由，从束缚我们的单一价值观中解脱出来。

不幸，总是不知不觉地，在你不知道的地方，自己成长起来，然后突然有一天，发生在你眼前。

吃一点苦马上甩手不干，遇到一点阻碍立刻放弃，总是挑轻松容易的地方走，说的就是我。听来可悲，却恰如其分。

发现人生中很重要的一件事——不幸，总是不知不觉的，在你不知道的地方，自己成长起来，然后突然有一天，发生在你眼前。就是这么一个重要的事实。幸福则相反。幸福是阳台上一株可爱的小花苗，或是一对金丝雀里小的那只，在你眼前极其缓慢的成长着。 就在看上去什么都没发生的时候，所有的事情都发生了。

就像老爸教的那样，我目不斜视得正对着他们说话。旁边飞来一记耳光，是体育老师川崎。到不是因为疼，只是觉得为什么非要挨这种人打呢？因而窝火的想哭，可是一哭就什么都完了。让比自己强势的人看到自己流泪，就什么都完了。因为这与自己的意愿无关，但看起来像是哀求。

从高一到高二，然后到高三，我的成绩明显一年不如一年。其原因当然多种多样，比如说父母离婚、弟弟突然自杀、我对尼采着了魔，还有祖母得了不治之症。不过这些都是幌子，理由非常简单，我只是变得讨厌念书了而已。

从那时起，我就开始学会蒙人的法子了。我发现，要想强迫人家接受自己的提案，就要从别人的未知领域下手比较有利。跟文学强的家伙就说地下丝绒乐队，跟熟悉摇滚的家伙就说梅西安，碰到古典在行的家伙就挑罗伊·利希滕丝坦说；而对大众流行熟门熟路的，就要跟他谈谈让·热内了。只要按照这种方法，在地方城市的讨论就能做到战无不胜。

不幸，总是不知不觉地，在你不知道的地方，自己成长起来，然后突然有一天，发生在你眼前。就是这么一个重要的事实。幸福则相反。幸福，是阳台上一株可爱的小花苗，或是一对金丝雀里小的那只，在你眼前极其缓慢地成长着。

不幸，总是不知不觉地，在你不知道的地方，自己成长起来，然后突然有一天，发现在你眼前。就是这么一个重要的事实。幸福则相反。幸福，是阳台上一株可爱的小花苗，或是一对金丝雀里小的那只，在你眼前极其缓慢地成长着。

人生并非是不合理的。而是如同这玫瑰一样，绚丽多彩。

来到斜坡上，已经可以看到北高，眼前出现了垂幕标语。 想象力夺取政权 我被此情此景所感动。这才知道通过自己的力量，也能改变早已看惯的风景。

“兰波对戈达尔的影响不小，你知道不？” “啊，戈达尔晓得，去年世界史里学过。” “啊？世界史？” “不就是印度诗人吗？” “嗨，那是泰戈尔，戈达尔是电影导演！” 接着，我对艾达玛做了一番有关戈达尔的讲演，约有十多分钟。例如，作为新浪潮电影的先锋人物，他推出了一部又一部革命影片，《精疲力尽》中精彩的最后一幕，《随心所欲》中不合逻辑的死，以及《周末》中颇具破坏性的剪接手法等等。当然，戈达尔的电影我一部也没看过，他的影片是不可能来西九州角上这么一个小城市上映的。

真搞不懂我怎么能如此愤怒？你这个四眼、小个儿、龅牙，明明只有十七却已经有了白头发的学生会主席，因为自己学校的大门被人用油漆写了标语，居然就要哭？这学校是你的神圣殿堂啊？不过话又说回来，这种人很恐怖，太容易被洗脑。在朝鲜和中国进行虐杀、拷问和强奸的就是这种人。这种人会为标语而流泪，却对中学同年级女生一毕业就去舔黑人的小鸡鸡无动于衷。

光是看到个人或集体受到什么强制，就足以让人不快。

“新年好，最近的不良少年真是一点也不可爱……”

唯一不那么快乐的只有在会场上跌跌撞撞来回走动的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