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

卡尔·沃尔夫冈与冯家升《辽代中国社会史》……

目前我们看到的，古代中国惟一不以中国为天下正中的地图，就是《佛祖统记》中的三幅图。在宋代以前，这是极罕见的多元世界观，它的《东震旦地理图》、《汉西域诸国图》、《西土五印之图》就构造了三个中心的世界。

为什么说“建构”这个词？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接受的、习惯的，所有常识性的、天经地义的、不言自明的东西，很可能都是后来才逐渐地被确立起来，被建设起来的，它本来不应当免于“审查”的豁免权，但是当它成为“常识”的时代，大家都不审查它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觉得理所当然了。

他认为知识、思想和信仰之所以有这样那样的变化，是它和权力互相纠缠的结果。他认为权力能够建构知识，而知识反过来又成为权力。

在这个意义上，福柯把我们过去认为的天经地义的知识基础给揭开了、掀翻了，指出它们只不过是由权力建构的“话语”，而“话语”建构了一个知识的“秩序”。我们习惯于在这个秩序中思考问题……就形成了一整套我们觉得是天经地义的常识。可是，福柯的目的就是要指出……这些常识未必就是天经地义、不言自明的。在《知识的考掘》里，福柯认为，做思想史研究，应当做的就是把一些原来的观念基础，从不言自明的状态中抽离出来，将它上面建立的问题“解放”。

福柯就是这样，要用考古的方法挖掘、用系谱的方法重建一种话语的历史，这样，一个思想的历史也就被描述出来了。福柯式的思想研究，实际上告诉我们，人的观念世界中，平台、焦点、背景在不断地转移，而平台、焦点和背景的转移，本身就是一个思想史的过程。

在福柯这里，历史资料不再是真伪在先，而是它所处在哪一个地层最重要，知道它在哪一个地层，就等于确定了它在系谱里的位置。于是真也罢，伪也罢，都可以说出它那个时代的话来。这在历史重建上可能不是很有用，但是在思想史研究中却很有用。

他把过去历史及人物、事件、思想的分析，转化为对权力和知识关系的分析，这使历史研究尤其是思想史研究，出现了另一种思路。

以我个人的看法，从中国的文化史、思想史和学术史角度上说，“20世纪”实际上是从1895年开始，到1989年结束。

钱穆的《唐宋时代的文化》就说，中国文化经过多次大变动，“自春秋战国至秦朝为一大变动，自唐迄末又为一大变动，尤其是安史之乱至五代的变动最大”。什么变动呢？他说，根本的观察标准，就是从封建社会、门第社会到科举社会。他说“唐以前的中国社会是不平等的，宋以后的中国社会是平等的；唐以前的中国人的人生是两面的，宋以后是一面的”。但是，恰恰是因为唐末的差异，反而在研究中，大家把这两个时代连在一起了，唐代始终是宋代存在的巨大背景，而宋代则始终是唐代的历史延续，不仅是历史与思想，也包括文学。

清华校园中心的石制日晷最丢人，居然是朝北放，显然放反了，一个以理工著称的大学竟然将日晷放反。更丢人的是中华世纪坛，那指针居然在边上，还说是仿照古代的日晷。

沟口的结论是，这一明代王学以来的新动向，并不是在明末清初夭折了，而是在清代以后继续发展，一直延续到清代末年，形成“大同的公理观”——这就是现在一些学者说的“从天理到公理”的过程。

我不是说将历史当作文学，只是说，当历史的写法发生变化时，描述的过去也就发生了变化。从这点看，叙述、写法、文本应该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是历史学必须严肃面对的问题。

第三个例子是正统论。即使从六朝开始，这个观念也已经辩论了很多年了。大家可以看饶宗颐的《中国历史上的正统论》，里面讨论得很详细。可是，他没有说自己是观念史研究。其实这个问题大得很，比如从古到今的“华夷”问题，就可以放在这里面。可见，名者，实之宾也。名字是次要的，关键是内容。

古今绘画的方法，一般都以远景为上，近景为下；外境为上，内境为下。

古代中国不仅是"王霸道杂之"，而且是"阴阳官杂之"。所以，在一般的观念世界中，地方官和城隍神就分别成为阳间和阴间的管理者，表现在方志图经上，就是城隍庙和阳间的官衙门一样，分庭抗礼各自占据了重要的位置。

我们能不能打通政治史、学术史、思想史、社会史的界限呢？或者说，这些学科界限原本就是画地为牢？

又比如“传统”……它并不是一个“历史”，而是一个“现实”，它只是被后来的人的语言、愿望、观念加上现实的需要，在历史中间寻找资源，一点一点建构起来的东西……所以在现在，“传统”有时不再有一个不证自明实在性和历史性，今天的人不必觉得它和历史一样与生俱来。

我们现在受到一些现代观念的影响，对“文明”总有一些固定看法，这些看法虽然是后来形成的，但是，它会影响我们对历史的想象和判断。其实，文明并不是一个固定的观念，什么是文明，各个时代可能不一样。

现在我们知道的历史，其实是历史告诉我们的，经过层层的过滤和筛选之后，历史把它想告诉我们的告诉了我们，却把另一些东西遮蔽起来。

所以，年鉴学派所做的就是，尽可能把历史从政治史狭窄的描述中恢复过来，恢复到当时可能是什么样子，所以不再将社会变动的原因仅仅围绕着政治、经济、军事这些在历史上被记载的非常突出的情况，而是考虑到各种各样的因素，这些因素被集合起来，成为全景的、整体的历史。

在处理一个具体历史问题的时候，应该不满足于正史、官方史料、经营文献所提供的资料。

长时段对应的是人和自然，人和自然的关系需要很长的时间才会发生缓慢的变化，环境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所以主要讨论环境与环境史。中时段对应的是群体生活、经济与所构成的社会，这些是在上百年才会发生变化的。短时段是事件和人物的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变化是在一百年之内甚至几十年之间发生……长时段是结构，中时段是局势，短时段是事件。在这样的情况下，历史才展现出整体的面貌。

第一，历史不等于过去，而是写作出来的话语；第二，历史必须首先被写作出来才能被阅读，通过阅读我们现在人才可以与过去发生关系；第三，历史在这点上与文学一样，并完全可以由文学理论所阐释。唯一的不同，是小说家创作故事，历史家发现故事而已。这样一来，历史与文学的界限在逐渐模糊。所以，他提醒我们说，我们应该小心翼翼地不让自己被所谓历史的真实性所约束，小心翼翼地避免历史叙述所带来的指令性、指导性的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