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的方士与儒生

（刘歆）他的作伪的痕迹是很显然的，例如他的信里所说的鲁共王坏孔子壁得古文经事，《史记》里就没有；共王死在武帝初年，巫蛊之难作于武帝末年，经过了三十余年的长时期，以古文经的价值之大，加以武帝的喜欢表章六经，哪会在数十年中寂寂无声之理。又那位献书的孔安国已早死了，也捱不到巫蛊之难。他写的信尚会当面说谎，何况私下窜入书内的东西。他逢着的便宜，是汉人太没有历史知识，几位博士只会捧住了自己的破书硬反对，不会在历史里找了证据来质问，所以给他骗过了好多年中的好多人。

秦始皇的统一思想是不要人民读书，他的手段是刑罚的裁制；汉武帝的统一思想是要人民只读一种书，他的手段是利禄的诱引。 战国之末虽已把旧制度一齐打破，而旧思想的种子还由儒家传了下来，经武帝的的栽种而发芽开花，造成了无数宗法组织极严密的家族，使得人民上面忘记了国家，下面忘记了自己。

秦始皇的统一思想是不要人民读书，他的手段是刑罚的裁制；汉武帝的统一思想是要人民只读一种书，他的手段是利禄的诱引。结果，始皇失败了，武帝成功了。

今文学是孔子学派所传衍，经长期的蜕化而失掉它的真面目的。古文经异军突起，古文家得到了一点古代材料，用自己的意思加以整理改造，七拼八凑而成其古文学，目的是用它做工具而和今文家唱对台戏。所以今文家攻击古文经伪造，这话对；古文家攻击今文家不得孔子的真意，这话也对。我们今天，该用古文家的话来批评今文家，又该用今文家的话来批评古文家，把他们的假面目一齐撕破，方好显露出他们的真相。

黄帝是怎样一个人物，或只是天上的五色帝之一，或者有别的背景，均不可知；但他的传说普及于学术界是战国末年的事，其发展直到西汉，则是一个极明显的事实。所以我们如果研究黄帝，切勿以为所研究的是夏以前的史，而应当看做战国、秦、汉史，因为他的传说只是战国、秦、汉间的思想学术的反映，只是表现了战国、秦、汉间的文化。

自甲骨而钟鼎，而竹木简，而帛，物质的便利程度愈增加，记载的东西也就愈多。生在后世的人们用得惯了，看得惯了，正如纨绔子弟不知稼穑之艰难，以为古人也是这样的，应当有很多的东西传下来，对于古书和古史的责望心就很重。要是像现在这样，肯去挖地，从许多地下遗物里整理出几部古代史来，当然再好不过。无奈他们想不出这种方法，他们只会把耳朵重听来的算做古史，甚至于把自己心里想的箅做古史，再把这些听来的和想来的东西写在书本上，就承认为真的古书。因此，古人虽没法把当时的事情留与后人，但后人会给他们补上，而且补得很齐整。

当时只要我讲的经和你讲的两样，而你我所讲的都给人看作有理由，便可各立博士，都置弟子员。因为博士的官不算小，所以引得人眼红，常想标新立异，取得一个地位，以致经书愈讲愈乱。这又是汉代经学所以纷歧的一个主因。

“榖”和“公”是双声，“梁”和“羊”是叠韵，为什么这两个作《春秋传》的人都是复姓，而且差不多是同音的复姓，事情竟这样地巧呢?现在，我们既经明白了汉博士的地位和其势力，就可以知道这是当时学《春秋》的人看见别经分家而《春秋》不分，因此想自立门户，把原来的《春秋传》改称为《公羊传》，表示它只是二家之言而不是惟一的《春秋传》；再把自己的意思另写一部《春秋传》，别树一帜，影射了公羊的牌子而为《榖梁传》。

所以《左传》是一部真材料的伪书，它的真名是《国语》，它的伪物是经说。它不解经，它的价值在《公羊传》之上；它一解经，反成了《榖梁传》的后辈。至于现在的《国语》，那是刘歆的删削之余。

儒家最重孝道，而孔子弟子中以曾参的孝为最有名，所以不知何时何人作了一部《孝经》，说是孔子教给曾参的。《诗》本来只叫作《诗》，《书》本来只叫作《书》，称为《诗经》、《书经》是后来的事。唯独这《孝经》的“经”字是离不开“孝”字的，分明出在经的名词已得了崇高的地位之后。

武帝建元元年，借着选举贤良方正的机会，崇儒学而黜百家。五年，他又置五经博士。从此以后，博士始专向儒家和经学方面走去，把始皇时的博士之业《诗》、《书》和“百家之言”分开了。……换句话说，学术的道路从此限定只有经学一条了。 当时只要我讲的经和你讲的两样，而你我所讲的都给人看作有理由，便可各立博士，都置弟子员。因为博士的官不算小……，所以引得人眼红，常想标新立异，取得一个地位，以致经书愈讲愈乱。这又是汉代经学所以纷歧的一个主因。

本书的主旨在说明秦、汉的方士与儒生在大一统的社会背景下，态样运用阴阳五行的思想创立政治学说和政治制度，来为秦、汉时期各个历史阶段的统治集团服务的。（王煦华《前言《）

说研究学问罢，学问的基础不建筑在求真上，先圣先师的权威又特别大，既不能跳出他们的圈子，如何可以有进步的希望。弄到底，经既不通，用又不达，大家所有的只是缴绕文句的技术和似是而实非的智识而已。

从此以后，中国的历史上，凡是换朝代而出于同民族的，便没有不依照这个成例，行禅让的典礼的。所谓征诛，只供异民族的使用罢了。王莽固然不久失败，但这“心法”是长期传下去了，直到袁世凯的筹安会还是如此

谶纬书的出现，大约负有三种使命。其一，是把西汉二百年中的术数思想作一次总整理，使得它系统化。其二，是发挥王莽、刘歆们所倡导的新古史和新祀典的学说，使得它益发有证有据。其三，是把所有的学问、所有的神话都归纳到“六经”的旗帜之下，使得孔子真成个教主，“六经”真成个天书，借此维持皇帝的位子。在两汉之际“民神杂糅”的社会中，自然该有这种东西大批地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