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鬼出没的世界

1. 只要可能，“事实”都必须经过独立的验证。 2. 鼓励见多识广的各种观点的支持者们对已有的证据展开实质性的辩论。 3. 权威的意见并不重要。···科学上没有什么权威，最多不过有一些专家而已。 4. 构造出不止一种假说。 5. 尽量避免过分执着于一种假设。 6. 定量。 7. 如果推理是一环套一环的，那么其中的每一环都必须是正确的（包括前提），不能仅仅是大部分正确。 8. 奥卡姆的剃刀。（如无必要，勿增实体。） 9. 不断的问这个假说是否能够——至少在理论上——被证伪。

我的父母不是科学家，他们几乎对科学一无所知。但是他们通过让我了解既要具有怀疑精神，又要保持求知欲望的这种方法，教给了我这两种难以结合在一起的东西，而这却是科学方法的核心所在。他们的生活几乎可以说是贫穷的，但当我宣称要成为一位天文学家时，我得到了毫无保留的支持，尽管他们（像我一样）对天文学并不了解。他们从未劝我考虑周全一些，建议我成为一名医生或是律师。

科学不仅仅是一个知识体系，它还是一种思维方式。

现在，一条看不见的、无实体的、浮在空中的、喷着无热度的火的龙与根本没有龙之间有什么区别呢？如果没有办法反驳我的争辩，没有可以让人信服的试验来反对它，说我的龙确实存在意味着什么呢？你不能证明我的假设不成立，这与能证实它成立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不能检验的观点和无法证伪的断言实际上毫无价值，不论它们在给我们以启示或是在激起我们的好奇心方面有些什么用处。我要你做的就是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相信我的个人意见。

当然，许多宗教由于热衷于尊敬、敬畏、伦理、礼仪、团体、家庭、慈善和政治经济的公平等方面，不但没有受到科学的挑战，反而被科学发现所支持。所以说，科学和宗教之间的冲突，并不是必然存在的。在某一层次上，它们共同扮演着相似而和谐的角色，彼此相互需要。公开的激烈的辩论，甚至对神圣的怀疑，可以追溯到约翰·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的基督教传统。一些主流的基督教和犹太教派甚至期望至少是一定程度的谦逊、自我批评和理性讨论，甚至对科学所提供的已被接受的最好的知识的质疑。

我曾在过去的书中记述那些我被证明是正确的例子，现在再来看一看我所曾犯过的错误。在宇宙飞船能够探测金星以前，我曾认为那里的大气压只是地球大气压的几倍，但实际上探测结果表明是几十倍；我曾认为金星上的云层主要由水组成，而探测结果却表明金星云层中的水分含量仅25%；……我曾人我土卫六上偏高的红外温度是由那里强烈的温室效应引起的，而实际上却是由大气同温层的逆温效应引起的；……在进行这些计算的时候，我显然没能对计算过程的不确定性予以充分的考虑。

在上面我被证明是错误的那四个例子里的头一个，在没有翔实的宇宙探测数据的条件下，我试图从一点点线索出发去了解遥远的世界，因而犯下了错误。实际上，当我们获得了越来越多行星的探测数据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许多原来认为是正确的观点被新的事实推翻。

……对生殖后代的痴迷和专注。性冲动与社会约束之间的不平衡，特别是在这充满了无数可怕的儿童性骚扰案例的时代。

我们不应反对人性，我们应该反对的是特权统治国家的制度，反对强权，反对这个世界中黑暗势力的统治者，反对高殿中的精神邪恶。

因为孩子们要想成为一个正常的成年人，就要知道这个世界的真实面目。

“人们不敢坦诚相告，哪怕是面对自己的心灵”，哲学家休谟David Hume写道，“他们把毫无保留的宗教当做优点；他们实际上是不虔诚的，但他们通过最郑重的声明和最病态的偏执自欺欺人。

“防止民众犯错误不是政府的功能，而阻止政府犯错误才是民众的作用。”——美国最高法院法官Robert Houghwout Jackson 发生在专制政府管理下的国家广泛存在的滥用酷刑和饥荒，而且政府本身的渎职罪远比民主国家多，因为在出现错误行为时，前者的统治者下野的可能性远比后者小。这就是政治中的错误修正机制。

当一个政府将所有的权力交予统治者而无人监督时，那么这个政府就将堕落，因为统治者将会滥用民众的信任。民众本身才是唯一具有远见卓识的可信赖的力量。

即使我们对历史进行一次随意审视，就会发现，人类有一种不断地犯同一种错误的悲哀倾向：我们害怕与我们稍有差别的陌生人或其他人，而当我们害怕的时候，就想要开始摆布别人。

民众也是很容易被误导的——这个观点可以追溯到修昔底和亚里士多德。……所以要在宪法上确定权力分离……相互制衡……对民众来说，理解政府所承担的风险和利益、教育自己以及参与政治过程是很重要的。

用怀疑的态度看待所有事情的习惯是有责任心的公民应该具备的首要条件。与愚昧和将政府拱手交给饿狼所付出的代价相比，用在教育上的投资费用简直可以说无足轻重。 我们唯一的求助对象就是科学试验……在公元前5世纪的中国，获得相印的途径之一是必须在你家所在地或省建构一个政府模式。

“我保证对我上司让我做的任何事情提出疑问”、“我保证好好用上我的批评能力。我保证培养我的独立思考能力。我保证接受教育，从而使自己能够作出独立的判断。”

当总统宣誓就职时，效忠宣誓的内容应该是对联邦宪法和人权法案的效忠，而不是对国旗和国家的效忠。

这些法案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效地建立起了能够对自己的方向进行校正的机制。

当我们不喜欢的观点的观点在各处遭到查禁的时候，我们并没有不高兴的感觉。但是在一定的狭小限制范围内美国允许公民享受很大的自由——法官Oliver Wendell Holmes的著名例子是在拥挤的剧院前谎称“着火了”并引起恐慌不应算做犯罪。

对付谬误论点的最好方法是找到更好的论点，而不是对思想的压制。

英国哲学家John Stuart Mill在他著名的小册子《论自由》中认为，让一种观点噤声是“一种特别的罪恶”。如果这个观点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就被剥夺了“以真理取代谬误的机会”；但是如果观点是错误的，我们同样丧失了在“真理与谬误发生冲突”时对真理加深理解的机会。如果我们知道自己这一面的论点，那就很难知道另一面。这样我们的这个观点就会变得陈旧落后。不久，人们就靠死记硬背学习这种没有经过证明、苍白而毫无生命力的真理。

《人权法案》制订了保护被告的条款。这是一种成本-利益分析法：罪犯可能偶尔因此获释，但这样可以保证无辜者不受惩罚。这不仅仅是个美德问题，同时也禁止犯罪审判系统出现压制不受欢迎的观点或受鄙视的少数派等方面的误用。这是错误修正机制的一部分。

《人权法案》将宗教与政府分离开来，这样做的部分原因是因为许多宗教已经成为一种极端主义的思维方式，各个宗教视其自身为真理的化身，并急切地希望将这个真理强加于其他人。极端主义宗教的领导者和实行者通常不知道真理和谬误之间的差异，也没有意识到真理可能就是从表面上看起来完全相反的观点中产生出来的。 对权力的分离也具有制约力量。Walter Savage Landor:“竞争在总价最低作用就如同在商业中一样有益。”

现在，当人们获得了这些权利，却不使用它，这可是件糟糕的事情……权利与自由：要么使用它们，要么失去它们。如果降低教育标准、放松知识竞争、削弱对重要问题争论的热情，以及制定限制怀疑精神发展的社会约束法令，那么我们自由的根基会慢慢地销蚀，我们的权利会被取消。 如果我们不能为自身利益着想，如果我们不愿意给当局提出问题，那么我们就会任由那些有权势的人摆布。但如果人们接受了很好的教育并且有了自己的观点，那么这些有权势的任务将为我们工作。

“哪里有怀疑，哪里就有自由。”——拉丁谚语 传播科学的重点在于科学的思维方法，而不仅是介绍科学的成果。广大公众对科学的理解是抵制迷信、防止执拗偏狭思维方式的有效手段。 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能够做什么，怎么去评价保护我们自己免受别人迫害的措施呢？

那些起初叫嚷得最厉害的煽风点火的人自己最终也被卷了进去，因为他们草率得没有发觉自己的厄运也将到来。

如果你绝对控制了媒体和警察，如果你拥有一代人的时间去实现你的目标，要改写千百万人的记忆也是有可能的……对新闻报道、历史书籍具有强大控制权力的少数人，他们对舆论的控制深刻地影响着人们心中的各种形象，甚至对公众的整体态度改变产生重大的影响。

我们对于那些策动和控制公众舆论的权力将永远掌握在有责任心的人之手这一点是否有信心呢？

怀疑主义者所从事的事业是危险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