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道

有一年，金庸到台湾，跟李敖聊天，特别提到，在他儿子死后，他精研佛学，已是虔诚的佛教徒了。李敖说：“佛经里讲‘七注财’、‘七圣财’、‘七德财’，虽然有点出入，但大体上，无不以舍弃财产为要件。所谓‘舍离一切，而无染着’，所谓‘随求给施，无所吝惜’，你有这么多的财产在身边，你说你是虔诚佛教徒，你怎么解释你的财产呢？”金庸听了，窘得无以对答。李敖认为，金庸的信佛，是一种“选择法”：凡对他有利的他就信；对他不利的，他就佯装不见。这种伪善，自成一家，就叫做“金庸式伪善”。

1953年12月1日上午，在陈寅恪的家里，汪篯和自己的老师陈寅恪作了一次长谈。按照老师的要求，汪篯记录下陈的口述长文。在这一"对科学院的答复"中，陈寅恪说："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我决不反对现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所以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就不是。"

陈独秀20岁时，与革命党人吴樾相争刺杀满清五大臣，竟至于扭作一团、满地打滚。疲甚，吴问：“舍一生拼与艰难缔造，孰为易？”陈答：“自然是前者易后者难。”吴对曰：“然则，我为易，留其难以待君。”遂作易水之别。后吴引弹于专列，就义，重伤清二臣，时年26岁。

1937年7月，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会上发表演讲：“我们已快要临到这人世悲惨之境地，在这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无法忍受的。我们不能不应战，至于战争既开之后，则因为我们是弱国，再没有妥协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蒋说：“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1955年三联书店出版了8大本《胡适思想批判论文汇编》，约200万字，蔚为大观。其时胡适身在美国，抱着一种近似隔岸观火的态度“欣赏”大洋彼岸的这场闹剧，且极富耐心地看完了这8大本奇书。据严秀先生猜测，即便是当时的大陆，恐怕也没谁能读完这些“煌煌巨著”，包括这些文章的作者本身。有一次唐德刚指着这些书问：“这几百万字的巨著里，难道就没有一点学问和真理？！”胡适答说：“没有学术自由，哪里谈得到学问？”

黄炎培对黄万里教育甚严，要点凡三：一，必须尊重农民。黄炎培多次教育下属说，我国自有历史以来，劳动的农民从来没有对不起他们的统治阶级。二，为人必须喷出热血地爱人！爱乃是道德的根基，所谓真善美实皆包含在爱中。三，戒骄傲。戒骄必须从内心出发，仅在形态上不虚伪犹不足道也。

"三一八惨案"后，鲁迅、周作人、朱自清等都作文纪念。3月23日，北京各界人士、各社会团体、各学校齐聚北京大学大操场，为"三一八惨案"的亡灵们举行万人公祭大会。北大代校长蒋梦麟在会上沉痛地说："我任校长，使人家子弟，社会国家之人才，同学之朋友，如此牺牲，而又无法避免与挽救，此心诚不知如何悲痛。"他说到这里潸然涕下，引得"全场学生相向而泣，门外皆闻哭声"。

陈独秀寂寞地死去，王森然说，跟他一起致力于新文化运动的人，或居党国显要，或受社会崇拜。"以先生之学历，若求高名厚利，与世人争一日长短，将何往而不自得耶？""先生不因个人荣利，而一变为世之所谓新官僚，就此而言，实值吾人矜惜也。""呜呼先生！满腔热血，洒向空林，一生有毅力，无用武之地，吾不反为先生惜，吾惊为民族哭矣。"

庐山会议，毛泽东对彭德怀说：“我同你的关系，合作，不合作，三七开。融洽三成，搞不来七成。31年，是否如此？”彭回答说：“政治与感情，你结成一体，我没有达到这个程度；你提得那么高，我还没有了解。”

抗战时期，有一记者碰见一军人自愿去河北组织游击队，军人表示，对于中国的最后胜利，他是有确信的。记者问：“中国打胜以后，你打算做什么事情？”无名军人很冷静地说：“那时候，我已经死了，在这次战事中，军人大概都要死的。”

1988年晏阳初98岁寿辰之际，里根总统在给他的贺辞中说：“在我任职期间，最大的报偿之一莫过于得知有像您这样全心全意为他人服务的贤达之士。”1989年布什总统在给晏阳初的生日贺辞中说：“通过寻求给予那些处于困境中的人以帮助，而不是施舍，您重申了人的尊严与价值。”“您使无数的人认识到：任何一个儿童决不只是有一张吃饭的嘴，而是具备无限潜力的、有两只劳动的手的、有价值的人。”

林觉民在黄花岗起义前给妻子遗书：“......吾至爱汝，即此爱汝之一念，使吾勇于就死也。吾自遇汝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够？......天下人不当死而死与不愿离而离者不可数计，钟情如我辈者，能忍之乎？此吾敢率性就死不顾汝也......”

民初，革命告成，革命志士多有以“手造共和”自居，要求论功行赏。柳亚子则说陈范：“时南都兴建，昔之亡人逋客，方济济庆弹冠，而先生布袍幅巾，萧然物外，绝口不道前事。”蔡元培等念及陈范功绩，多次要求政府发还清廷没收陈的财产，并对陈有所抚恤。陈说：“谢诸君，勿以我为念，养老之资现犹勉能笔耕砚耨，聊免饥寒……吾辈正谊明道，非以计功利，岂容贪天之功为己为。”他晚境凄凉，孤身一人，贫病交加。章士钊说他，《苏报》案后，“亡命十年，困踬以终，不闻有何怨言。”

王芸生从1941年到1949年主持《大公报》笔政。这八年，他为了坚持言论独立，多次碰蒋，蒋介石请他兼军委会参议，送来聘书和薪水，被他退回，颇不给面子。1947年，中统特务抓了《大公报》记者唐振常，他便给上海市长吴国祯去电话：今天不放人，明天就登报！

王序曾说，沈从文最害怕的，是失去工作的权利。有一年，通知他去办理从历史博物馆调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手续时，他误以为是办理退休手续，走进有关部门办公室的门，他紧张得几乎无所措手足，只是嗫嚅着说：“我还能做点事，请不要让我退休。”

原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惠浴宇对极左思想给中共带来的破坏有深切陈述，他说：“根据我的体会，人一左，就六亲不认，不再是人。”

雷海宗说：“中国知识分子一言不发的本领在全世界的历史上，可以考第一名。” 沈从文临终前，家人问他还有什么要说。他回答道：“我对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好说的。”

左宗棠以狂出名，一次与曾国藩议事，两人不和，曾说：“季子自鸣高，与我心期何太左！”（季高，左宗棠字）左对曰：“藩臣身许国，问君经济有何曾？”

在西南联大读书时，殷海光面对当时的思想争论，曾问金岳霖：“哪一派是真理？”金没有正面答复，他沉思地说：“凡属所谓时代精神，掀起一个时代的人兴奋的，都未必可靠，也未必能持久。”殷海光又问：“什么才是比较持久而可靠的思想呢？”金说：“经过自己长久努力思考出来的东西，比如说，休谟、康德、罗素等人的思想。”

左翼思潮兴起时，一些追求进步的青年自居信徒，党同伐异。徐懋庸曾对鲁迅说：“对于他们（指胡风、黄源等）的言行，打击本极易，但徒以有先生作着他们的盾牌，人谁不爱先生，所以在实际解决和文字斗争上都感到绝大的困难。”对此鲁迅反问道：“什么是‘实际解决’？是充军，还是杀头呢？”鲁迅还说：“抓到一面旗帜，就自以为出人头地，摆出奴隶总管的架子，以鸣鞭为唯一的业绩——是无药可医，于中国也不但毫无用处，而且还有害处的。”

任鸿隽曾对新入学的学生说：“我记得民国十四年‘五卅事件’闹得最盛的时候，某大学的墙壁上，贴满了‘打倒英国’和‘直捣英伦’等等标语。我不晓得我们笼统才不满十万吨的海军，有什么方法能够打到伦敦去。我们记得民国十七年‘五三’的事件，我们学生界的标语，是要‘枪毙田中’。果然田中可以由我们枪毙，又何至于有‘济南事件’。最近‘九一八’事变之后，我们学生界的主张，有组织‘东亚大同盟’、‘联合东亚弱小民族’等等。我不晓得东亚弱小民族在哪里，怎么能组织起来为抵抗强日。”

在罗仪凤的安排下，由章诒和和章立凡联络，章伯钧和章乃器在康同璧家的客厅得以见面。这是他们“文革”中的唯一一次见面，也是他们一生的最后会晤。章伯钧一身老旧的中式丝绵衣裤。李健生说：“去见康老和乃器，还不换件衣服。”章伯钧说：“越旧越好，走在街头好让别人认不出我来。”章乃器穿的却是洁白的西式衬衫、灰色毛衣和西装裤，外罩藏蓝呢子大衣。章诒和说：“章伯伯，你怎么还是一副首长的样子？”章乃器边说边站起来，举着烟斗说：“小愚呀，这不是首长的样子，这是人的样子。”

秋瑾被捕后，山阴县令李钟岳不肯刑讯逼供，只是让秋瑾自己写供词，于是留下了“秋风秋雨愁煞人”七字传世的绝命诗。李钟岳离任到杭州赋闲之际，每天反复念叨着“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两句话，对秋瑾之死深自内疚，认为自己无能让秋瑾活下来，别人虽可原谅他，自己却无法抗拒良心的责备。痛苦悲愤之余，他逐渐产生了以身殉道的念头，经常独自一人将密藏的秋瑾遗墨“秋风秋雨愁煞人”七字“注视默诵”，并为之泣下。在良心的自责下他自杀身亡，离秋谨遇害不到一百天。身后萧条，几不能棺殓。

张远山曾有短暂的教书生涯，有一天上课时，他给学生提问说，请举出一次人生伤心的经验。半天无人应答，后来一个女生站起来，慢慢地说：“读中国近代史的时候。”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全面实行“一党专政”。学界就政体形式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很多人证明在中国实行两党制或多党制是不合国情的。钱端升、陈之迈、吴景超，甚至丁文江等人都赞成“新式独裁”。周佛海说，国民党的独裁不是少数人或一阶级的独裁，而是代表各阶级的革命民众的独裁，它是代表社会全体利益的党。

太平天国后期，杨秀清向洪秀全报告国事的困难，说曾国藩的军队已经逼近，洪回答说：“朕奉上帝圣旨，天兄耶稣圣旨，下凡作天下万国独一真主，何惧之有？不用尔奏，政事不用尔理，欲出外出，欲在京住，由于尔。朕铁桶江山，你不扶，有人扶，尔说无兵，朕之天兵，多过于水，何惧曾妖乎？”快要灭亡时，南京绝粮，洪秀全令百姓饮露充饥，说露是天食。

留学法国里昂大学，学成归国的哲学博士张竞生，于1920年2月上书陈炯明，提倡计划生育。他在倡议中说：“一国的强盛，不在人口繁多，而在于人人都是有人的资格。”他强调节育，节育的目的在于优种，此时陈炯明有儿女十余人，接到此书后，认为是讽刺自己，斥为谬论，并对身边的人说：“此公大概有神经病吧！

1983年，孙大雨与陈巨来相逢于朋友婚宴。孙个子高大，不言不语，陈巨来个子矮小，且极瘦，以尖而细的声音跟人频频交谈。他一见孙大雨就说：“大雨兄，长久勿见了，你好哦？你吃了这么多苦头，怎么身体还是这么好？我是吃勿消，批斗的时候被他们打呀，我现在只有70几斤了。”孙只是默默颔首。陈巨来又问：“我们上次是在哪里碰头的？”孙说不清楚，陈突然大叫：“我想起来了，是徐志摩请客吃饭。”满座为之愕然，盖因徐死于1931年，距今52年，早已隔世。

1915年5月9日，陆徵祥、曹汝霖、施履本三人将“二十一条”亲自送往日本公使馆。曹回忆这次经过，“余心感凄凉，若有亲递降表之感。”陆徵祥跟他说起以前“随节俄馆”时，俄财长维德为租借旅大问题跟杨儒谈判，磋商不洽，竟将条约摆在公案上令杨签字。杨答以未奉我皇命令，不能签字。维德拍案咆哮，出言不逊，骄横无礼。杨气愤填胸，年事又高，出门时在石阶上滑跌，遂至不起。曹由是感叹：“弱国外交，言之可叹。”

陈独秀在上海指挥过多次罢工运动，每有重大决议，如应否罢工，什么条件，如何谈判，可否签字，等等问题，都是工运干部和他一起开会决定的。经常是夜里到某同志家里开会。向警予回忆说，有一天晚上夜很深的时候才开完会出来，在弄堂里，陈独秀一面走，一面说：“他那个三番没有和成，真可惜，已经听张了，七条一定有，但总不出来……”直到看弄堂的开了铁门放大家出去之后，陈才不再谈牌经以为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