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伦理的现代困境

第三帝国的罪恶，已经失去了大多数人认识的那个本质——罪恶不再以诱惑的形态出现。 Evil in the Third Reich had lost the quality by which most people recognize it — the quality of temptation.

把个人变成行使职能者和统治机器上赤裸裸的齿轮从而对其去人格化，是极权统治机器的本质，大概也是每一套官僚制度的天性。 …… 最高行动理论的基础是，一个主权国家不能对另一个主权国家提起诉讼，因为平等者之间无管辖权；而这条论据在纽伦堡就已被证明毫无效力。 …… 一边是视犯罪为合法和常规的国家秩序，另一边是把犯罪和暴力视作例外和极端事件的国家机器，这二者能适用于同一个准则吗？

It belongs among the refinements of totalitarian governments in our century that they don't permit their opponents to die a great, dramatic martyr's death for their convictions.

“他们不允许他们的反对者为信仰英勇献身，这是我们这个世纪极权政府的净化措施之一。“

在一个具有犯罪性质的政府里，这面带有“警告标志”的“黑旗”就“公然”高悬于通常合法的命令……之上，飘扬在一则正常情况下实属犯罪性质的命令之上。回落到明确无二的良知上来，或者，用法学家们更加模糊的语言来说，回落到“人性中普遍的多愁善感”……上来——这种回落不仅是在向问题卑躬屈膝

即这个人无须具备任何特定的不公正意识（Unrechtsbewusstsein）。

由于嫌疑人缺乏不公正意识

无论如何，这些“政治”意图毫不奏效，因为证人们都很诚实。他们对法庭说，所有犹太组织和党派都在抵抗中发挥了作用。所以，真正的区别不在复国主义者与非复国主义者，而在有组织的和无组织的人之间，而更为重要的区别则在年轻人与中年人之间。的确，那些抵抗者只是少数，或者说极少数。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如一名证人所述，“这些少数人的存在，本身就是个奇迹。”［128］

不过，真相是，无论在地方还是国际上，都存在犹太社团组织、犹太党和社会福利组织。犹太人无论在哪里生活，都有公认的犹太领袖；而这些领袖，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出于何种原因，几乎都毫无例外地同纳粹合作。真相是，假如犹太人民的确没有组织、没有领袖，那么就会乱象丛生，灾祸遍地；但是那样一来，受害者的总数则很难达到四百五十万到六百万之间。［131］ ……因为透过这个故事，人们可以最清晰地洞见纳粹在欧洲上层社会——不仅在德国而且在几乎多有国家，不仅在施害者同时也在受害者身上——引发的全面道德崩溃。［132］

我们这里只需顺便提一下德国国内所谓的“内心流亡”。那些人大都供职于第三帝国，甚至有的身居高位；而在战争结束之后，他们告诉自己和整个世界，他们一直“从内心反抗”纳粹专政。此处的问题不是他们是否在说谎，而是，在这个被重重秘密包裹的希特勒政权下“内心反抗”竟是保守得最好的秘密。在纳粹的恐怖形势下，这几乎成了心照不宣之事。有一位著名的“内心流亡者”，认为自己刚正不阿。有一次他对我说，为了保守他们的秘密，他露面时不得不“在外表上”比普通纳粹更像纳粹。［133］

他们找到一份档案，由格洛布克博士署名，裁定德国士兵的捷克籍新娘必须提供泳装照片，才能获取结婚证明。而格洛布克博士解释道：“这条法令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一场历时三年的丑闻”；因为在这项干预案颁布之前，捷克籍新娘必须上交裸体照片。

在今天的德国，“卓越的”犹太人这一概念仍然没有消失。人们不再拿那些老兵和其他优等群体说事，但仍然哀叹“著名”犹太人的命运，对其他受害者却视而不见。有不少人，尤其在文化精英当中，仍然对德国曾驱逐爱因斯坦而公开表示惋惜。可是他们并未意识到，与之相比，杀害身边某个普通的小汉斯 科恩却是一宗更大的罪。［141］

令人毛菇悚然的残暴行径，瓦解的正视审判中的戏剧元素。一场审判象征着一出戏剧，因为它始于并且终于施害者，而非受害者。 就这场诉讼而言，历史才是庭审的核心。“在这场历史性的审判中，受审的不是一个个体，也不仅仅是纳粹当局，而是整个历史上的反犹主义。”

正如她所看到的，罪恶的实施者中并不一定只有恶魔，还有白痴和笨蛋；特别是，正如我们亲眼所见，一旦他们的行为得到宗教权威的支持，必将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The hole of oblivion do not exists. Nothing human is that perfect, and there are simply too many people in the world to make oblivion possible

并不存在遗忘的洞穴。人间没有那样完美之事，只不过世界上有太多人把遗忘变成了可能。

当负责艾希曼的情绪和心理健康的年轻警官把《洛丽塔》拿给他解闷时，艾希曼迎来了在耶路撒冷展示他性格侧面的最佳时机。两天后，艾希曼还书时气愤地告诉他的守卫说：“真是一本令人不快的书。”

9月会议之后，机动杀人部队的指挥官们收到一封急电。这封信也在审判证据之中，具有特殊含义。信中只提到“占领区内的犹太人问题”，并且对（必须严格保密的）“最终目标”以及达到该目标的“先行措施”作出区分。针对后者，这封信明确提出犹太人在铁路周边的集中情况。值得一提的是，“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这一措辞并未出现；“最终目标”很有可能指的是毁灭波兰犹太人。对与会者而言这倒没什么新鲜的，新鲜的只是，那些居住在新近并入德国领土的犹太人将被转移到波兰；因为这实际上是德国实现无犹化的第一步，接下来才是“最终解决”。

总而言之，耶路撒冷法庭之所以是个败笔，是因为它没有正确处理三个基本问题。这三个问题从组伦堡法庭成立之日起就广为人知并引发众议一一如何解决战胜国法庭妨害公正的问题，如何明确定义“反人类罪”，如何正确认识犯这种罪的新型暴力杀人犯。

艾希曼天生谦逊

在更进一步的讯问中，他提到他曾读过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接着解释道，自从因执行最终解决令受到指控时起，他就不再按照康德的原则生活了；他意识到了这一点，以不再是“自己行为的主人”、不能“改变任何事”自我安慰。

塞尔瓦蒂乌斯本人在审判之前曾把他的代理人的秉性比作一个普通邮差。

“冷酷到底”曾是第三帝国统治者们高度赞赏的一项素质。可是到了战后，德国在对纳粹历史轻描淡写方面展现出令人叹为观止的天赋，“冷酷到底”转而常常带有贬义，形容不好的、不善的。尽管天生具备这种素质的人没什么错，可是令人遗憾的是，他们并没有按照基督教的教义行事。

因为所有的部门和机构、州省和党派、军队和党卫军，此时都在忙于“解决”那个问题其他州省和党派部门都想在他和他手下的“解决方案”中分一杯羹

其他州省和党派部门都想在他和他手下的“解决方案”中分一杯羹

无论是跟哪一方，只要涉及犹太人事务的裁决问题，就会陷入无休止的纷争。

行动首先从外籍犹太人下手

耶路撒冷对这一威胁非常重视，认为其可以证实艾希曼的权利之大

不单用纳粹冲锋队的棍棒……而且通过在《犹太人周报》上公布法令……强制执行

于是，党卫军还可以在组织荷兰警察的同时从犹太警察中招募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