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世界的兴起

天然荒地的减少使得过去用牛拖曳的场合用上了马。马匹被认为是一种效率达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九十的生物能源；不过，如果牛（一种天然的“草燃烧炉”）可以靠荒地饲养，实际上不需要什么费用，而马则必须用比较昂贵的燕麦饲养，那么牛在经济上相当于两匹马的效率。但是，如果这两种牲畜都要用同样数量的谷物和干草（当时比较贵）饲养，那么合理的选择则应当是利用马。

从第一章介绍的情况看；生育孩子的私人收益是很高的，它不仅很早以来就是劳动力的来源，而且是盛行的大家庭制的社会保障的来源，以此使体格强壮的人照顾老幼弱小。这些得益超过了抚养孩子的私人成本（在时间和资源消耗方面）。简言之，当孩子是一种资产时，生育率往往是很高的，而在土地丰裕的社会里，私人和社会的成本收益几乎是相等的。但是一旦全部好地被尽行占用，而收益开始递减时，私人与社会的成本收益便截然有别了。

私人成本的上升和私人收益的下降诚然使家庭采取推迟结婚和实行原始避孕方式一类权宜之计来降低生育率。但是同时，私人收益和社会收益之间的差异又导致生育率对社会仍然过高。

当孩子是一种资产时，生育率往往是很高的 在领主可以不用为劳动力竞争的范围内，领主们是可以组织实际工资上升的，但在一个地区这种和某行为亚大的足以有效的话，便需要有集权的政治统治了。 通过一系列渐近阶段，庄园主和农民--用普将变成雇主和雇员或地主和佃农 人口下降还是市场和交易所小，促使自给自足经济恢复和对外部竞争设置障碍以保护幸存的市场；行会的权力越来越大，并竭力控制着经商活动和组织外部竞争。

本书的中心论点是一目了然的，那就是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 如果产品增长比人口增长快，则会出现经济增长。在人的行为方式的描述性假设为既定的情况下，如果所有权使从事社会生产性活动成为合算的，便会出现经济增长。 作为一种基本上近似的办法，我们可以把政府简单看成是一种提供保护和公正而收取税金作为回报的组织。

新田地的垦辟意味具有任何开垦价值的旷野最后完全消失。连挨饿的农民用来狩猎、采集野果或猪饲料的山毛榉林地现在也很有限了，只得用植物蛋白来代替失去了的猪肉和野味。在经济上，动物蛋白比植物蛋白更昂贵，因为饲养牲畜土地集约程度高，而土地则已变成日益匮乏的生产要素。

由于交易量增长，集市因而提供的是适用于国际市场的一般化的价格知识，降低了个人搜寻市场信息的成本，并通过发展有效的信息手段在资本市场的发展中起了同样先驱的作用。以上每一项创新都降低了交易费用；集市像前述其它制度创新一样，是生产率增长的源泉。

如果产品增长比人口增长快，则会出现经济增长。在人的行为方式的描述性假设为既定的情况下，如果所有权使从事社会生产性活动成为合算的，便会出现经济增长。

我们只能考察历史的某些重要时刻，因而在这一过程中不免要破坏它的基本连续性。我们选择的是十世纪。随着加罗林帝国的覆灭，其时西欧许多社会已形成了封建主义和庄园制度。

这种自给自足经济向更加专门化和贸易增长的转移，使旧日的封建庄园关系的效率受到了损害，大领主以往乐意要属臣每年服军役四十天，现在他们更愿意选择收取货币报酬，以便雇佣他所需要的军队。

这种土地从庄园制度—一开始就不是经济学家利用那个术语意义上的完全的“共同财产”资源。习俗和惯例限制了它的使用，以防止共同利用含有的过度放牧和其它危险。（如果是—种共同财产资源，每个使用者便都想利用它而不顾及其他使用者，结果造成对资源持久性的破坏。在土地上过度放牧和在海洋上滥捕滥捞便是典型的例子。既然无人拥有资源，便没有刺激来保养资源或改进资源的利用效率。）

只要秩序混乱、土地丰裕、军事能力有差异和劳动力不足这些初始的条件起主要作用，典型的庄园便会一直存在下去。

劳动投入报酬递减的另一个可预见的后果是土地日益匮乏和价值上升；随着农业价格高涨，对一块土地的专有权便更加吸引人，而专一的土地私有财产带来了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大的增益。

森林和旷野在乡村经济中起了重大作用：除供给燃料、建筑材料和可以食用的猎物和野菜外，还为牛羊猪提供牧场；猪群可以提供肉和油脂，在森林中随处散放，是每个村庄的主要依靠。

中古时期的农业几乎完全支配着经济生活，可能有90％以上的人口是靠土地为生的，因而土地利用的变化对这项研究具有至为重要的意义。

我们现在能够就我们在本章开头提出的问题所作的回答作一番概述。为什么十三世纪欧洲没有挣脱马尔萨斯陷阱?答案就在于该世纪已经发展或未能发展的所有权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