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铜时代

很可能有若干古代文明从考古学上看是非常枯燥无味、贫乏，不是那么伟大的，但是在这些文明之下也许饿死的人也比较的少。也许我们应该检讨一下我们称为“伟大”的应该如何解释。

在讲中国古代宗教时，许多中外学者都认为它是以祖先崇拜为主要特征的，甚至说就是祖先崇拜的。这就把很复杂的中国古代宗教简单化了。其实在中国古代宗教里，祖先崇拜固然是一个很重要的成分，但更重要的是所谓巫教。然后，许多人在研究中国古代宗教时，把巫教的分量看清了，这是因为他的力量在后来比较衰微了。用后世衰微的情况推证上古的宗教情况，就容易犯上述的错误。

既然青铜没有普遍地使用于农具，青铜时代便不是由于生产技术的革命而造成的。假如当时有一个革命的话，那便是在社会组织领域之内的革命。既然人的劳动是农业生产的基础，而青铜的兵器一方面在新鲜的生产劳动力的获取上能起一定的作用，一方面又能保证既有劳动力的持续剥削，青铜也可以说是一种间接的、可是也是真正的、在生产技术上的一次突破。

如乌苏拉・富兰克林( Ursula Franklin)所指出的：“在中国，青铜生产的开始表示具有能够获取与补充所的强制劳动力的蓄库的组织和力量的社会秩序的存在。”同时，由于青铜生产是要依靠这种社会秩序的，青铜产品便成为这种秩序的象征，并且进一步地成为它的维持力量。

国家是从不单独产生的；它们是成对出现的或是在一个多成员的网架中出现的。例如在中国的青铜时代，夏、商、周等政治力量是在平行与竞争性的发展情形下抬起头来的。

城市规制是跟着城市来的，而城市是可以在地面上辨认出来的，可是什么是城市也不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我之界说城市，不看它的大小，而看它在政治与经济系统中的地位，因为城市只有在政治与经济上分层(分级)与分化的系统里才能存在。中国的经验很明显地表明城市规制与青铜时代是同时开始的，而且是青铜时代社会的一个必要特征。 文明这个概念把焦点放在价值、美和意识形态传统之上，在强调资源开发与国家系统这些概念的当代美国考古学上，也许是比较难以处理的。

中国青铜时代这个概念与古代中国文明这个概念之间相合到几乎可以互换的程度。青铜器本身当然便是古代中国文明突出的特征，而造成它们的特殊地位的因素，同时也正是导致那文明产生的同样的因素。

柴氏城市革命的中心概念，是由生产技术与贸易的发达而导致的经济起飞造成社会内生产与非生产活动人口的分化，形成城市革命的基本动力。

中国初期的城市，不是经济起飞的产物，而是政治领域中的工具。但与其说它是用来压迫被统治阶级的工具，不如说它是统治阶级用以获取和维护政治权力的工具。

我们所比较倾向的说法是，三代迁都的原因在于适应政治上的需要。黎虎说殷人屡迁都是“自中丁以来………比九世乱”所引起王室与贵族之间矛盾斗争的结果，殷王每借迁都以重整王室力量。

中国型的初期城市与近东型的初期城市都是在阶级社会、文明、文字、国家等一连串的有关的现象初现时出现的；中国初期城市并不代表社会进化史上的一个比近东初期城市所代表的阶段较早的阶段。

我们比较这两个遗址的三足器时，自然不能比较我们用来指称它们的符号，而必须比较两种器物类型本身，不然其间的异同便混淆不清了。这个道理说来简单，但在实践过程中不知道为全球多少考古工作者所忽略。“城市”这个名词也是如此。

数十年来的古史与考古研究，都充分证明了从殷到周之间，中国的文明史可以说没有什么显著的变化，甚至于从考古学上说，从考古遗物上去辨认晚商与早周的分别常常会有很大的困难。夏商之辨，可能也是如此。从考古学上判断为一脉相传的二里头、郑州商城、安阳殷墟的一线，在政治史上分为夏商两代，不是不可能的。但考古学上的夏商文化，仍然有相当大的差异，而如上文所示，这些差异代表一个新兴的统治集团之崛起，其来源可以向东追溯到山东的花厅文化与龙山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