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条件

作者:汉娜·阿伦特

分类: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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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条件内容简介

《人的条件》的主题即“我们正在做什么”。阿伦特通过对vita activa等级上的两次倒转的分析,表明这一倒转实际上是摩登时代运作前提的一个胜利——即生命而非世界才是人至高的善。尽管《人的条件》只是一种历史的分析,但它着眼于当代,体现着作者对当代因科技的巨大进步而带来的问题的忧虑和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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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宽恕让我们摆脱我们所做事情的后果,我们的行动能力就会被束缚在一个我们永远无法补救的单个行为上;我们就永远是其后果的牺牲品,像没有咒语就不能打破魔咒的新手魔法师一样。如果不是实现承诺的约束,我们就无法保持我们的同一性;我们就被罚在各自孤独黑暗的心灵里无助地游荡,陷于它的重重矛盾和暧昧之中不能自拔。只有通过他人的在场,让公共领域的光芒投射下来,黑暗才能被驱散。

世界就像把人们聚拢在一起的一张桌子,让人们既相互联系,又彼此分开。只有与从不同角度看待世界的他人分享共同人类世界的经验,才能让我们全面地看待现实,并发展出一种共享的共同感。否则,我们每个人就都会被抛回到我们自己的主观经验中,在那里,只有我们自己的感情、需求和欲望才是真实的。

劳动社会的最后阶段——职业者社会,要求它的成员成为一种纯粹的自动化机能,似乎个人生命已经真正融入了物种整体的生命过程,此时唯一需要个人作出的积极决定就是随波逐流,也即,放弃他的个性,忘记他个人仍然感觉着的生活的痛苦与艰辛,默认一种昏昏沉沉的,“让人麻醉的”功能化行为类型。 完全可以想象,现代——肇始于人的活力如此史无前例、生机勃勃的迸发,却终结于历史上已知的最死气沉沉、最贫乏消极的状态中。

行动的能力,至少在开启过程意义上的行动,仍然伴随着我们。虽然它已经变成了科学家们独占的特权,他们把人类事务的领域,扩大到了取消自然和人类世界的古老保护界线的程度。 但是,科学家的行动,由于从宇宙的立场作用于自然,却并不作用于人类关系网络,它就缺乏行动的揭示性质,以及产生故事和形成历史的能力,而正是这两方面一起,构成了意义从中生发和照亮人类存在的源泉。

我们能在世界上感受到诞生所内涵的新的开端,仅仅因为新来者具有开创新事的能力,也就是行动的能力。

沉思在传统等级中获得极大重要性,模糊了积极生活内部的各种区分和表述......

这些劳动理论几乎异口同声地把劳动定义为玩的反义词。

它背后的真正对立乃是必然与自由的对立 劳动的解放没有导致劳动与积极生活内其他活动的平等,却导致了它几乎无可置疑的统治。从“谋生”的角度看,任何与劳动无关的活动都变成了一项“爱好”。

历史记载的事实表明,现代技术不是起源于人类为了减轻劳动和建造人造物品的双重目的而设计的那些工具,而只起源于纯粹非实用的、对无用之知的寻求。从而作为最早的现代器具之一的钟表,不是为了实际生活的目的发明的,而纯粹是为了高度“理论的”目的发明的——为了进行某些与自然有关的实验。当然,一旦这个发明的实用性被昭示出来,就整个地改变了人类生活的节奏和形态;但是从发明者的角度上说,它的实际应用只是一个偶然结果。

从人身体与自然的新陈代谢活动中产生的社交乐趣,不是以平等为基础的,而是以同一性(sameness)为基础的

当现代人丧失了彼岸世界的时候,他无论如何也没有赢得这个世界,严格来说,没有赢得生命;他被抛回到生命,被抛入内省的内在封闭领域,在那里他的至上体验是心灵的自我推理过程,自己和自己玩的空无一物的过程。这个过程所剩的 唯一内容是胃口和欲望,是他误当作“激情”的无意识冲动,他认为它们是“非理性的”,因为他发现他无法“思考”它们,即无法对付它们。唯一潜在的不朽的东西——像古代的政治国家和中世纪的个体生命一样不朽的,是生命本身,即人类种群生生不息的生命过程。

然而,一种无言无行的生活,实际上就是在世间的死亡,它不再是一种人的生活,因为它已不再活在人们中间。 我们以言说和行动让自己切人人类世界,这种切人就像人的第二次诞生 这个切人不像劳动那样是必然性强加于我们的,也不像工作那样是被有用性所促迫的,而是被他人的在场所激发的,因为我们想要加入他们,获得他们的陪伴。

某个新的东西出现了,它完全不能从以前发生的事情中预测出来,这就是开端的本质。 人能够行动的事实,意味着总是可以从他身上期待未曾预料的事情,他能够完成不可能的任务。而这一点又之所以是可能的,仅仅因为每个人都是独特的,每个人的诞生都为世界带来独一无二的新东西。

为什么说不信任科学家作为科学家的政治判断是明智的,首先不是因为他们缺乏“性格”——他们没有拒绝发明核武器,也不是因为他们“天真”——他们不明白这些武器一旦被发明出来,就没有人会就如何使用来咨询他们的意见,而恰恰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他们生活在个言谈已经丧失力量的世界里,无论人们做什么、认识什么或经验什么,都只有在能被谈论的范围内才有意义。

可是,即使饥饿之类的需求处于同情的奇迹而被他人分担,其脆弱的程度也不足以使它们建立起任何一个类似共同世界那样稳固和持久的东西。这里的关键问题不是现代世界缺乏对诗和哲学的公众赞赏,而是这种赞赏不足以构成一个让事物免于时间的毁灭的空间。相反,在现代世界中,公众赞赏空洞地,每天以越来越大的数量被消费着,以至于货币酬劳这个最空虚的东西反而显得更为"客观"和真实。

生活在一种消费者或劳动者社会里变得越轻而易举,它被必然性所驱迫的事实就越难以被意识到,甚至作为必然性之外在表现的辛苦操劳将也几乎不为人所注意。此种状况危险在于,这样一个社会被不断增长的繁殖力带来的富足搞的眼花缭乱,沉浸在一种无休止运转的平稳过程当中,它就不再能认清自身的空虚——一种"不能在[它的]劳动过后把自身确定和实现为"永恒主体"的生活的空虚。

制作在哲学中受到偏爱的原因,并非我们前面提到的,由于政治上引起的对行动的怀疑,而是出自一个哲学上更有力的原因,就是沉思和制作有一种更内在的相似性,而不像沉思和行动那样处于彼此毫不含糊的对立关系。 …… “理论”,实际上只是表示“惊异”(thaumazein)的另一个词,哲学家最终达到的对真理的静观,就是他开始哲学时纯粹无言的惊奇

凡言谈的重要性遭遇危险之处,事情就在本质上变成了政治的,因为言谈使人成为一种政治存在。 他们生活在一个言谈已经丧失力量的世界里,无论人们做什么、认识什么或经验什么,都只有在能被谈论的范围内才有意义。 无思想-不顾一切的莽撞或无助的困惑或一遍遍重复已变得琐屑和空洞的“真理”——在我看来正是我们时代的特征。 这个社会从它被一个崭新、未知的时代的来临所征服的那一刻起,就开始发展和表现自身了。

实际上,“炫耀性生产”是生产者社会的特征,正如“炫耀性消费”是劳动者社会的特征。

技艺人完全能拥有一个他自己的公共领域,即使这个公共领域不是一个严格的政治领域。他的公共领域是交换市场,在那里他显示自己亲手制作的产品并得到应有的尊重。

对工作来说没有什么比团队合作更外在于它和对它更有破坏性的了,团队合作实际上是劳动分工的一种变化形态,包含着“将一个操作分解为构成它们的简单动作”的预设。

它的充分意义都只有在结尾的时候才透露出来。 行动与制作相反,在制作中,工匠事先观照到的形象或模型,为评判最终产品提供了一束光,但照亮行动过程,从而照亮历史过程的光芒,却只出现在行动和历史终结的时刻,通常是在所有参与者都已作古的时候。 结果的不可预见性密切关联到言说和行动的揭示性质,一个人在言行中彰显自我,而他甚至都不了解自己或不能提前考虑他要揭示的是谁。

相信人能赢得的最大成就是他的自我显示和实现,决非一个理所当然的信念。与之相对的是技艺人的信念——一个人的产品比这个人本身存在得更长久、更像他自己,以及劳动动物的信念——坚信生命是最高的善。 严格来说这两种信念都是非政治的,它们不仅倾向于把行动和言说斥为无所事事的忙碌和闲谈,而且一般倾向于以是否促进了更高目的,来评价公共活动,比如在技艺人那里,是让世界变得更有用和更美,在劳动动物那里,是让生命变得更轻易和更长久。

从人身体与自然的新陈代谢活动中产生的社交乐趣,不是以平等为基础的,而是以同一性(sameness)为基础的。 在一个建立在劳动和消费之上,人人都步调一致的社会中弥漫着的同一性,与大伙一块儿劳动的肉体经验有着直接的联系,在此,劳动的生物性节奏跟劳动集体的统一,达到了这样的程度,每个人都感到他不再是一个人,而是跟所有其他人相连的一份子。 这种万众联合如一人的状况根本上是反政治的

但这些政府形式的共同之处是把公民排除在公共领域之外,坚持认为他们只应当关心他们的私事,只有“统治者应当参与公共事务”。这确实会促进个人的勤奋和私人行业的发展,但公民在这种政策中所发现的,却是他们被不遗余力地剥夺了参与公共事务的必要时间。

如柏拉图所注意到的,关键是要确保开创者始终完全控制他所开始的事业,无需他人的帮助就能把这个事业进行到底。在行动领域内,这种脱离众人的统治身份的获得,就在于一方面怀有各自动机和目的的其他人不再自愿加入这个事业,只是被迫执行命令,另一方面,发起行动的初创者不再让自己卷入行动本身。

而且更鲜明地体现在他堂而皇之地把统治原则贯彻到人与他自身的交往当中。在柏拉图和西方贵族统治的传统中,适于统治他人的最高标准是统治自我的能力。正如哲学王支配城邦一样,灵魂支配身体,理性支配激情。

马克思的名言”暴力是每个孕育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即暴力孕育了历史和政治的所有变革的看法,只是对整个现代所持信念的概括,并且引出了这个时代最核心信念的推论,那就是历史是人”创造“的,正如自然是上帝”创造“的一样。 确实唯有现代把人首先定义为技艺人,一个工具制造者和物的生产者

它是从置于我们之间的世界空间的距离中产生出的对他人的敬意,这种敬意与我们赞美的品质或高度敬仰的业绩无关。从而,尊重在现代的丧失,或认为只对我们赞美或敬仰的人存有尊重的看法,构成 了公共和社会生活不断加剧的去个性化的一个清晰的表征。

即使与边沁观点相对的休谟也深知,要让快乐成为一切人类行为的最终目的,就必须承认真正指导人类行动的不是快乐,而是痛苦,不是欲望,而是恐惧。“如果你……问,为什么某人想要健康,他就会回答你,因为生病是痛苦的。如果你再追问下去,想知道他憎恨痛苦的原因,他就无法回答。这就是最终的目的,不可能再参照任何其他对象来评价。”不可能回答是因为,只有痛苦是完全不依赖任何对象的,沉浸在痛苦中的人,除了真正感受到的只有他自己以外,感觉不到任何东西;快乐享受的不是快乐本身,而是它之外的事物。痛苦是内省所发现的唯一内在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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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汉娜·阿伦特

汉娜·阿伦特

汉娜•阿伦特(1906—1975) 美籍德国犹太哲学家,曾师从于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在海德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自1954年开始,阿伦特先后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布鲁克林学院开办讲座;她还担任过芝加哥大学教授、社会研究新学院教授。阿伦特以《极权主义的起源》(1951)、《过去与未来之间》(1961)和《论革命》(1963)等为代表的一系列著作及其天才的洞见和隽永的智慧,为当代政治哲学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成为二十世纪政治思想史上令人瞩目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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