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还原的象

我们会说，有些人错了，有些人刚才是对的，一些人的意见战胜了另一些人。这说法当然不错，但容易把我们误引向一种错误的真理论。我愿说：在诚恳的交流中，参与者都向真理敞开真理临现。人所能做的，不是掌握真理，而是敞开心扉，让真理来掌握自己。只要我们是在诚恳地交流，即使一开始每一个人都是错的，真理也可能来临。真理贏得我们所有的人，而不是一些人战胜了另一些人。看一眼科学发展史，有谁一开始是对的？哥白尼体系战胜了托勒密体系，这个说法并不妥帖，在后世哥白尼主义者那里，哥白尼体系中的论断被抛弃的远多于被接受的。

这要求我们重新理解宽容。人们现在往往这样理解宽容：不坚持自己的主张，甚至不形成自己的主张，或有个主张却不提出来，对什么都模棱两可，声称哪种看法都同样有道理。然而，宽容却是这样一种态度：把自己的见解放到更宽的天地之中，聆听他人，准备修正自己。由于关切而具有主张，就自己的全部理性所及坚持自己的主张，这不是不宽容，这恰是宽容的主要条件。惟确有主张的人才能宽容。

我开始体会到独自探索的寂寞。智性精神生活注定了孤寂，那是不过刚刚开始体会而已。今后，除了短暂的间断，这种孤寂我还将一年一年体会下去。

领袖：衣裳上最易磨损因此须常洗常换的部分

哲学家：因为自己不做事而有资格批评所有别人低能的人 政党政治：社会物理学术语，指通过摩擦把一切动力转换为热能从而导向热寂的社会过程 政治：像厕所那样的、社会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肮脏处所 中国：一旦成为华侨就为之无限自豪的国度

我觉得汀阳这篇文章最核心的概念是解释/被解释对象。世界学术著作中的中国思想总是属于被解释的概念而不是用来解释的概念，非西方的思想无论被说得怎么好，它都主要是被研究的对象，是被对象化的东西，而不是正在被用来进行思考的活话语。所以汀阳主张的与西方的对话，主要不在于拿出自己的好东西来让人家看，让人家欣赏。我们不能总是仅仅向西方讲解“有地方特色的”中国传统哲学，而是要推出关于人类共同永恒问题或人类当下共同问题的中国方案，使中国哲学成为参加讨论哲学各种重要问题的一种必须被考虑的思路。p239

一个女人爱上一个男人，她会有很多想法，但这些想法都不重要，她所有真正的“思想”，“都是无意识地、在隐含的意义上通过自然选择来完成的。那些曾经对她祖先的遗传资源带来好处的有吸引力的基因得到繁荣，而那些吸引力较低的基因就无法繁荣”。实证科学的本质规定了它必须无视意识。即使它的研究对象是意识本身，它也不能祈灵于内省意识来加以说明，它也仍然要由外部证据来加以说明。外部证据是科学的一个基本要求。

只有我们人类懂得善与恶，而这种懂得”影响我们的生活。人类懂得善与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人类格外善良。实际上，我们人类对自己的残害，对相邻物种的残害，不是任何一个其他的物种能够做到的。人类懂得善与恶，这意味的是，这种“懂得”影响我们的生活，因此我们在解释人类行为的时候，就必须把这种“懂得”包括进来。

索绪尔说在语言出现之前一切都是混乱和模糊的，这话道出了一个普遍的直觉，实际上各种各样的神话都讲到从混沌到清楚的转化。从较高层次的成象着眼，较低层次的成象自然是不清楚的。

每种生物都在一个特定的水平上成象，亦即在这个特定的成象水平上活动。音乐、绘画、建筑，这些都是我们的成象方式，但最为典型的是语言，因此不妨说，人在语词的水平上成象，在这个水平上和世界打交道。到了语词这一层，世界变得清晰了。

初学时眼界狭窄，读一部三卷本的世界史，就算是懂得世界历史了，读一本天文学教程，就算学过天文学了。由于无知，学点儿什么都觉得突飞猛进。 我开始感到生之有涯知之无涯，开始感到一个人只能学到一点点东西，只能思考一点点问题，那种尽收世间学问独立于天下至道之巅的期许，不知不觉中显露其虚妄，尽管还要很多年，这种感觉才逐渐变成默默的体会，还要很多年，这种体会才会在潜移默化之中克服青年时期的理性骄狂。p42

那些所谓理论家，都是些教条主义的宣传家，没有什么真正的思想。

接触哲学之前，我像其他少年一样，也感悟、也思考、思考人生、艺术、政治、生与死。哲学添加了什么呢？我愿说，带来了思考形式的某种变化，就是对思考所借的概念本身的注意。 天下有两种人，一种人碰到自己不懂的东西，第一感是归咎自己学浅无知。另一种人则认为那是无意义的东西。 我们感到自己被真理的孤独光芒照耀着，同时也格外深刻地感受到时代的愚昧，感受到现实的苦难与压迫，强烈的需要同气相求。

然而，生活不是辩论，更没有单一的结论。每个人追随者他命运的星辰，以他独特的方式领受神恩。

我虽然承认政治、经济、军事上的优势在推行一种话语时至关重要，但西方话语是通过霸权成为普遍流通的这个说法我仍然觉得欠妥。 在观念上反对霸权容易，承认别人的优势，同时从容不迫做自己的事情要难得多。

我的眼界始终囿于个人感受的狭小范围，无法进入公共领域，无缘于理论/政治，和嘉曜在一起，难免有一点自卑。

接触哲学之前，我像其他少年一样，也感悟，也思考，思考人生、艺术、政治、生与死。哲学添加了什么呢？我愿说，带来了思考形式的某种变化，就是对思考所借的概念本身的注意。思考以多少有点不同的方式展开、表述。学哲学后思考得更深吗？我得考虑考虑――我们怎样判断思考的深浅？也许正是诸如此类的问题导向了哲学思考。这种新形式有必要吗？在大尺度上，我看不出哪些东西是必要的，有意思的是：它出现了。任何思考都免不了会时而对概念本身作反省，但思考者不一定掌握这一层思考的特殊之处。

因为缺乏勇气，人们不敢直面铁一样的必然世界，总想通过辩证法这类魔术为偶然和自由意志留出空间，使这个生硬的世界看上去软化一点。

“政治抱负”在那个泛政治的时代有着含糊不定的广泛意义，在那个泛政治的时代，提拔为小队长或车间主任主要是一项政治任命，依赖于政治表现，听古典音乐、读外国书或古书，则是不革命甚至反革命的征兆。一切作为和抱负都带有政治色彩，更不用说研读哲学了。直到前几年，交谈中听到我教哲学，还有人顺口应道：吽，搞政治的。这话就是从三四十年前来的。

知识和思考似乎把我们带向了真理，同时，为了追寻真理，我们远离了人群。但高远时代的伟大思想赋予我们极其强大的精神力量，我们几乎是在享受这种充满自信的光荣孤立。

歌德、席勒、康德、黑格尔买到手里，但我们不懂德文，只能看看书的装帧。那就学德文吧。德国有那么多思想，要真切了解这些思想，早晚德文是必须学会的。

连续几夜和嘉曜在康德的思想基础上进行密集的探讨，我们大致得到了这样的结论：世界本来是决定论的，但人的自我意识改变了这种状况。自我意识中断了原有的因果链，开启了新的因果链，无论从内部体会还是从外部观察，自由意志都是一道界线，这条界线两边的两个因果序列是不连贯的。因此，人的行为不是由物理原因所决定的。这个梗概下面，有多方面的细密论证。

哲学是精神的逻辑化，有点儿像处在生存思想与数学之间。精神的发展始终包含内在的矛盾，就此而言，任何哲学思考都不可能提供终极结论，任何论证都可能由于新的知识而不再有效，或由于信念的改变而不再充分。尽管如此，思想仍有成熟与否之别，就像网球爱好者的球技各有高低，球技又没有上限，但仍可以大致划出一条界限，有些人入了门，有些没有入门。

我们所经历的，不是一个选择，而是一连串的克服。

观念的改变会这样漫长而艰巨，而且永远受制于内在的矛盾。这个过程也许宜于用黑格尔所说的矛盾发展来描述。

阅读、思考、交游、探讨、辩论，新思想似乎天天在涌现。我们有一种天眼洞开的贯通感，哲学思考、政治见解、人生态度，乃至于身周的人事，似乎无不在一种强大的精神感召下，围绕一些基本的哲学见解连成一个整体。

本来，二十啷当岁的青年们，爱欲丰盈，意气风发，何况，1972年的春天是一个美丽的春天，颐和园的明朗的春日，月坛公园入夜后杨树叶初生的芳香，楼顶大平台上的饮酒高歌。1972年春天，是政治高压最为松动的一段时间，可谓政治气候的小阳春，一伙青少年，日日往来，高谈阔论，周边人竟不大投来警惕的眼光。

读原文著作的效果是完全不同的。如果是要通过阅读哲学来启发自己的灵感，只读译文也不妨，但要钻研一部著作，读原文是唯一的途径。而且，现代汉语的核心论理词如理性、科学、经验、宗教、文化等等，多半是西文词的译名，不消说，只有通过西文词，才能进入概念分析的层面。

尼采是从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上来批判古典哲学的，至少在直接观感上，比马克思更富现代精神。

他们（尼采、弗洛伊德、詹姆士、杜威、柏格森、罗素）的生活世界是我了解得相对比较真切的世界，他们的问题与我自己的问题贴得更近，我比较能够更贴切地感到他们的问题为何提出，能够把捉他们的表述和他们的世界经验之间的生动联系。在这种联系中来思考哲学，思考就比较实在。我相信，直到这个时候，在初识哲学六七年之后，我才开始贴切地进行哲学思考。尽管这个时期不是我系统阅读哲学最勤的时期，但可以说，正是在这个时期，我的哲学思考上了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