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通史（第7版 上册）

文明的共同特征表明，这种新型的社会完全不同于早先崇尚平等的部落社会。

由于雅利安人具有强烈的种族优越感，他们极力组织与受他们鄙视的臣民混合，因而，发展起四大世袭中兴的制度。前三个种性是由雅利安人自己的职业等级即祭司（婆罗门）、武士贵族（刹帝利）和农民（吠舍）组成，第四种姓（首陀罗）留给达塞人。达塞人不得参加宗教仪式，也没有其征服者所享有的种种社会权利。

在这一种性等级制度之外的都是贱民，即不可接触的人，今天约占印度人口的七分之一。他们注定只能从事商业或那些被认为是不洁的行业，因为这些行业或是玷污了某些仪式，或是要获取人或动物的生命。这些职业包括猎人、渔民、屠夫、侩子手、掘墓人、承办丧葬者、制革工人、清道夫和拾荒者。

欧亚大陆的地位何以会如此优越，其主要原因，也许可用著名人类学家佛朗兹.博亚兹的观点来说明：人类的历史证明，一个社会集团，其文化的进步往往取决于它是否有机会吸取邻近社会集团的经验。 因此，从世界史的角度看，不应把欧亚大陆看作是由欧洲和亚洲这两块大陆组成的，而应看作是由中东，印度，中国，欧洲和欧亚大陆中部草原这五个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地区组成的。

更明确地说，中东的文明中心包括尼罗河流域，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及伊朗高凤印度的文明中心位于印度河流域和恒河流域；中国的文明中心是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欧洲的文明中心在地中海北岸地区——这一地区从米诺斯文化时期至中世纪末期，一直在经济和文化上占有明显的优势。

人们历来都认为生物和非生物有质的区别。不过，现在的科学家们已不再接受这种将生物和非生物截然分开的设想，而把生物看作是由非生物自然进化而来的。他们按组织的分类等级标准将所有的物质加以分类为；非生物就是在这一组织的某一等级转变为生物的。 原人中出现最早的是现已绝种的灵长类。一般认为，它们最早出现在非洲东部和南部的热带草原上，距今约250万年。

“人类，只有人类，能创造自己想要的环境，即今日所谓的文化。”

他说道，“虽然这些加利福尼亚人看上去似乎一无所有，但实际上却拥有他们想要的一切东西，因为他们从不在自己贫穷的、条件极差的家乡的物产之外垂涎什么，他们的一切要求都可以得到满足。”（P16）

“人性是一种巨大的潜在性，会因社会影响而具有多种表现形式……侵略性不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或不可变更的特性，而是一种鼓励侵略的社会环境的产物。”

这三大发明在中国并没有发挥什么作用，相反它们却在西方产生了爆炸性的影响。中国的文明根深蒂固，政权组织渗透甚广，决不允许这些发明破坏传统的制度与习俗。于是，印刷术在中国只能被用于传播古老的观念，而不是新思想；火药巩固了皇帝的统治，而没有促成正在出现的民族资产阶级在这个国家的诞生；指南针除了被郑和用于著名的远航外，并不象西方人那样被用于世界范围的探险、贸易和帝国的建立。

回到上述问题：为什么欧洲探险者在海外诸民族的发展中发现如此巨大的差异？著名的人类学家弗朗兹·博厄斯提出了一种似乎与实际的历史经验相吻合的理论： 人类的历史证明，一个社会群体，其文化的进步往往取决于它是否有机会吸取邻近社会群体的经验。一个社会群体所获得的种种发现可以传给其他社会群体；彼此之间的交流愈多样化，相互学习的机会也就愈多。大体上，文化最原始的部落也就是那些长期与世隔绝的部落，因而，它们不能从邻近部落所取得的文化成就中获得好处。

人类生来既不爱好和平，也不喜欢战争；既不倾向合作，也不倾向侵略。决定人类行为的不是他们的基因，而是他们所处的社会教给他们的方法。 人类是一种“巨大的潜在性，会因为社会影响而具有多种表现形式... ...侵略性不是人类与生俱来或不可变更的特性，而是一种鼓励侵略的社会环境产物。 ”

每个时代都书写他自己的历史。不是因为早先的历史书写得不对，而是因为每个时代都会面临新的问题，产生新的疑问，探求新的答案。这在变化节奏成指数级增长的今天是不言自明的，因此我们需要一部提出新的疑问并给出新的答案的新历史。

。。。文字并不是深思熟虑后的发明物，而是伴随强烈的对私有财产的占有意识而产生的一种副产品。文字是苏美尔古典文明的一个典型特征。

因而也就可以理解，城市居民都全力以赴地积聚财富，贪图享受，而让贫民和奴隶自己设法谋生。而这样一来，旧城邦的公民精神和社会内聚力也就被自私自利和阶级斗争所取代。

在中国，与文化同一性一样重要的是，各时期之间存在着惊人的政治统一性，这种政治统一性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可归因于中国文明具有独特的现世主义，这一点可以从中国文明是世界文明中惟一的在所有历史阶段都未产生过祭司阶级的伟大文明这一事实中看出来。。。。因此欧亚大陆其他文明中存在的教士与俗人之间、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巨大分裂，在中国并不存在。

由于科举制度以只承认儒家学说为基础，这就产生了一种顽固的正统观念，并引起了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傲慢，而这些东西则正是若干世纪后中国随西方的入侵而败落的一个原因。

所有的中国史学家也都相信“天命”这一观念。。。因此虽然中国的史学家也意识到了促成王朝衰落的各种社会和经济因素，但他们却又总是认为这些因素与他们所相信的一个更为根本性的因素——统治者是否具有合格的道德品质——相比，处于次要地位。于是，中国的编史工作也就倾向于汇编各种原始资料而不是让史学家本人对各种问题提出自己的分析，而史书的组织结构则是建立在根据天命的作用而解释出来的各朝代的盛衰兴亡这一基础上。

可以说，是传统的官僚贵族统治集团利用新儒学作精神支柱吞噬了新技术和经济发展的作用。

正是由于制度结构上和海外拓张的动力方面的根本差别，在世界历史的这一重要转折关头中国的力量却转向内部，将全世界海洋留给了西方的冒险事业。如此一来，其不可避免的结局就是伟大的“天朝”在此后几个世纪里黯然失色，而西方蛮族却走向了历史的前台。

单就人口和贸易量而言，中世纪西欧的城市同中国、印度或中东的城市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但因为它们是刚刚形成且处于政治上分裂的欧洲而不是坚如磐石的帝国结构中，所以自治市的自由民从一开始就表现出自信和独立，而这种精神正是欧亚大陆其他任何地区都没有的。

市民不再受封建法律的制约。。。如果一个农奴逃到城市并在那里住了一年零一天而未被捉到，他便成为自由人。正如当时的俗话所称：“城市的空气能使人自由。” 城市权力的发展给欧洲商人带来了地位和权力，这在欧亚大陆上是独一无二的。。。只有在欧洲商人才能获得稳步增长的政治权力及经济力量。。。这样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关系意味着国家更加重视、更加始终如一地支持商人的利益以及后来的海外冒险事业。

定居生活使得粪便和垃圾的处置成了棘手的问题，传染病常常一次又一次地袭击那些村庄。虽然狗爱吃粪，起到了清洁环境的作用，人出于传统的害羞心理，跑到离住处较远的地方解手，但是，并不足以防止因病菌由口而入而所致的各种疾病。

普罗塔格拉说过，“人是万物的尺度”；他说这句话的意思是，一切事物皆因人的需要而异，所以，世上绝没有绝对真理可言。

旧石器时代的社会组织的实质是协作。从根本上说，家庭和部落都是互相协作的团体，它们共同为生存而进行艰苦的斗争。 在考察了世界上不同地域的食物采集者的日常生活后，人类学家R.B.Lee得出如下结论：一种真正的公社生活时常被当做乌托邦式的理想而不予考虑，时常在理论上得到认可，然而在实践中却实现不了。但是，有关食物采集者的证据却告诉我们一种截然相反的情形。这种有物共享的生活方式不但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存在，而且还延续了很长一段时期。

在各个古代文明中妇女地位普遍低下的另一个原因是人们开始强调私人财产的继承。这使得男人竭尽全力要去保证他们名副其实的是继承人的父亲，因为他的继承人要继承他所有的财产。于是富裕的精英们制定了严格的限制规定和周密的预防措施，以控制女性（而不是男性）的性活动。这些措施包括穿戴贞洁带、用簿记制度记录女性每次性生活的具体日期、阉割伺候统治者的嫔妃的男人以及广泛采用的割礼。割礼是通过割除女性的阴蒂，达到减少或消除妇女性交时的快感的目的。

……能有效地开发一定环境中的能源的文化体制，常常会牺牲开发效率较低的体制，以求得自己在该环境中的扩大。……高级体制的特点就在于能比低级体制更有效地开发各种不同的资源，因而在大多数环境中，它们比后者更有效，其活动范围也更广阔。

早在史前时期波利尼西亚人就掌握了航海技术，他们那时就已经在夏威夷到塔西提之间长达2350英里的航线上作定期航行。

在食物来源丰富的地区，如马格德林时期盛产取之不尽的鲑鱼的美洲西北部、大驯鹿成群的法国南部的多尔多涅山也曾出现过人数更多的狩猎团体。根据当时的狩猎团体判断，旧石器时代，团体首领的权力受到严格的限制，那时还不存在由制度确立、为大家公认的强制性的权力。首领们由于特殊的目的而自然地产生：熟悉宗教仪式的老人被大家推举为司仪，而狩猎本领出众的年轻人则当选为狩猎团体的首领。但最重要的是，所有这些首领都不是运用权力而是通过自身的影响来完成自己的职责，因为当时还没有任何制度规定有谁可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人。

新石器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