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潮

《狂潮》的故事立足于从韩战爆发到中美重新恢复对话那个狂潮迭起、潜流涌动的年代，而作者仍将华人命运延伸进历史的深处。这不仅是对叙事空间的拓展，也是对已叙历史的逾越和挑战。小说第三章在回叙余锦堂先父余宗锐与忠义堂堂主陈洪光的先父陈裕明的生死之交时，就展开了那遥远的年代万余名华工在铺设横贯美国东西两岸的中央太平洋铁路时白骨累累于崇山险岭间的描写，在这种悲凉的气氛中，小说轻轻地插入一笔，那就是1969年在铁路完工一百周年的纪念大会上，美国交通部长的讲话：“我们今天在这里重温人类伟大的意志和坚忍不拔的精神。一百年前在这里完成的艰巨工程，是美国最优良传统的表现，除了美国人之外，谁能在三十英尺雪覆盖之下钻通十一条总长二十英里的隧道呢？谁能在十二小时之内铺上十英里长的轨道，而在六年之内总共铺了二千英里长的铁路呢？”惊天动地的历史业绩的重提中，万余华工的血泪生命消失得无声无息，官方的“修史”，甚至使那万余华工早应安息的灵魂无栖息之地。也许正是这种历史意识使《狂潮》一直逼视着在美华人的种种命运，不愿让华人的命运在自己的叙事中消失。华人在二次大战中视美国为自己祖国的无畏牺牲赢得了整个美国的敬佩，他们也开始得到美国社会的接纳。然而，二次大战中复杂纠结的各种力量（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民族主义等）在战后重新组合，并被置于东西方冷战格局中。韩战的爆发，是西方，尤其是美国设计、实施的冷战“霸权”战略的重要一环，这一战略力图以日本为亚洲经济工业化核心，以韩国为后方，并逐步将后方推进到东南亚地区，以这种“地域统合”构想来完成对东亚的控制。而当时在东亚现代性曲折展开的背景上，新中国由于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上的巨大影响，自然被西方战略视为对手。韩战爆发，中美更成了直接交战国，在美华人又一下子被推到了“敌国侨民”的边缘。二次大战期间日本侨民被视为敌国侨民而遭集中营拘禁的悲剧完全可能重演。《狂潮》的狂潮皆由此而生，《金门侨报》、《新苗》的停刊，周国良、黄郁祺的“失踪”都是“寒流”袭来的征兆。而小说重笔浓墨展开的余锦棠触犯《与敌通商法》而被判刑的事件则使得整个旧金山陷入了阴冷。小说有个情节是意味深长的，那就是余锦棠的案件是由12人的陪审团来审判，就连威廉斯律师都认为，“由陪审团审判这件案子应该比法官审判会好些”，因为“虽然麦卡锡主义的幽灵在肆虐，美国人民还是重视人道人权亲情的”，而余锦棠的“罪名”恰恰是因为在《金门侨报》上刊登香港中资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