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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怜悯之心,是由于感觉某人遭受了不应遭受的灾难而产生;恐惧的产生,是由于这些遭受灾难的人与我们自己很相似。
如果一个人选择的主题在他的能力范围之内,他就不会出现表达不畅的问题,他的思想也可以清晰而条理分明地呈现出来。我认为,有序的优点和魅力,在于在任何时候,诗人都能说出他的诗在那一刻要求他说的话,而把不需要说的观点后置一段时间,或者把它们放到一边,从而显示出他的绝妙思想,而把其他的撇开。
如果我没有能力和技巧遵照这些明确的规定和诗的格律,我有什么理由还叫做诗人?为什么因为一种虚伪的自尊心,我宁肯保持无知而不去学习这些技巧?
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它的媒介是语言,具有各种悦耳之音,分别在剧的各部分使用;摹仿方式是借人物的动作来表达,而不是采用叙述法;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
六个成分里,最重要的是情节……悲剧所摹仿的不是人,而是人的行动、生活、幸福……剧中人物的品质是由他们的“性格”决定的,而他们的幸福与不幸,则取决于他们的行动。他们不是为了表现“性格”而行动,而是在行动的时候附带表现“性格”。因此悲剧艺术的目的在于组织情节(亦即布局)
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
怜悯是由一个人遭受不应遭受的厄运而引起的,恐惧是由这个这样遭受厄运的人与我们相似而引起的。
一桩不可能发生而可能成为可信的事,比一桩可能发生而不可能成为可信的事更为可取。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摹仿不是抄袭,不仅反映现实世界的个别表面现象,而且揭示事物的内在本质和规律,因此艺术有认识作用。这个看法是亚里士多德对美学思想最有价值的贡献之一。
事之成败,取决于人的行为;英雄做事,自己担当,而不应归咎于命运。……个人的幸福与不幸是由于自己的行为,而不完全是由于神或命运。
一切创作都要合乎“情理”;一部作品要注意整体效果,结构要首尾一致、恰到好处;
贺拉斯特别强调判断在创作中的作用,一个作家要判断什么该写、什么不该写;……必须寓教诲于娱乐,不仅要内容好,而且艺术也要高超。……天才固然重要,但必须与刻苦的功夫相结合,而刻苦功夫更为重要;要善于听取忠实的批评,以便一再修改。
悲剧和喜剧也有同样的差别;因为喜剧的目标是把人描述得比我们今天的人更坏,而悲剧则是把人描述得比我们今天的人更好。
诗人的职责已经很清楚,他不是去描述那些发生过的事情,而是去描述那些可能发生的事情,也就是在一定条件下可能发生或者必然发生的事情。……因此,诗比历史更富于哲学性,更值得认真关注。因为诗所描述得是普遍性的事实,而历史讲述的是个人事件。
一个自己处于激情中的人,能够制造出最真实的激动和愤怒。因此,诗是伟大天才的产物,也是“病人”的事业;一个是非常机敏的人,另一个是“疯子”。。
一件不可能发生但具有可信性的事情,要比一件可能发生但不具有可信性的事情更好。尽管向宙克西斯所画的人物是不可能存在的,但是,这样比他们存在更好,因为理想形式的美应该是更卓越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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