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间史学的发展

南方史学具有先进性，北方史学自然要受到它的影响。我们知道，南朝梁武帝曾组织学者编撰《通史》。据刘知幾说，北方随后便有模仿之作。[……]总之，南方史学在多方面影响着北方史学，而北方史学影响南方史学的例子却很难见到。可以说，魏晋南北朝史学的新进展基本上都是在魏晋南朝取得的。 魏徵贬低魏晋南朝史学，处处以汉代班固史学的继承者自居。这既说明南方史学渊源来自魏晋，也说明北方史家具有继承汉代史学传统的自觉。

现象的重复不等于本质的重复。

历史上很少有突如其来的变化。感觉上的突如其来，大都是因为我们对此前的情形缺乏深入的了解。

钱穆说：《三国志》、《后汉书》一路下来，经学史学大义慢慢迷失，所以当时人已只懂看重班孟坚的《汉书》，而不能看重到太史公的《史记》。讲材料，班固《汉书》是来得细密了，或许可在《史记》之上。但讲史识、讲学问的大精神，《史记》这一套，班固就没有学到。

汉魏以来专制国家在思想文化方面的控制力减弱后，民间社会表现得十分活跃、主动。政治上等级制日益强化的趋势并没有妨碍士人对民间下层文化的关注与吸收。（P61）

按此，将著作佐郎规定为高门甲族子弟的起家官，从表面看似乎是对他们的优待，但实则不然，因为佐郎为高门垄断由来已久，梁代的规定并无太大实际意义。真正有意义的是设立撰史学士。隔开形同虚设的著作佐郎，直接由撰史学士辅佐著作郎撰史，这种安排反映出皇权要加强控制史书编撰的意图。

这些新式注解方法的共同特征都是不求简约、不避繁琐，以追求历史事实的尽可能丰富为目的，这与侧重名物训诂的经学式的注释方法判然有别，标志着史学史上一个重大的变化已经发生：经学的影响正在衰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