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阑话韩柳

苏轼不爱孟郊诗，主要因东坡爱痛快，对东野的愁苦辛寒之音不合他的性格，但他又承认孟郊是“诗从肺腑出，出辄愁肺腑，犹如黄河鱼，出膏以自煮”。

俞文豹《吹剑录》说:韩、王皆好孟子，皆好辩，“三人均之为好胜!孟子好以辞胜，文公好以气胜，荆公好以私意胜”。说得很风趣又很中肯，这三位大家确是不让人的。

我们生活着的时间里，每一个小时，每一分钟都和我们祖先生活过的时间密切相关。时间是无法征服的，诗人却使已逝的流光重现于一刹那间，虽然这力量很有限很可怜。

芍药和牡丹很相似，枝叶比牡丹狭长，结子比牡丹小。芍药属草本，牡丹人木本，古书中说的木芍药即指牡丹。后人也称芍药为小牡丹，又称牡丹为花王，芍药为花相。唐代的牡丹盛于长安，宋代的牡丹盛于洛阳，芍药则盛于扬州。扬州的芍药品种，最初以龙兴寺等四个寺院最优良，后来民间用厚赂求得其种，于是超过了僧寺。芍药又有一个婪尾春的别名，因为唐代宴饮时称末座之酒为婪尾酒，芍药是殿春之花，所以有这个别名。

牡丹虽为花王，享名却迟于花相的芍药，六朝诗文中也很少见，谢灵运曾说永嘉竹间多牡丹，今越花不及洛花远甚。有人说，这仍是指芍药，当时盛开于吴越间。《太平御览》药部七有芍药，百卉部无牡丹，《艺文类聚》也是这样。到了唐宋，牡丹才始为人推崇，但杜甫诗没有咏牡丹的，李白则以牡丹比喻杨贵妃，即是著名的“云想衣裳花想容”三首《清平调》。由唐至宋，芍药的声色便因牡丹而减敛，屈居于相位了。

沈括《梦溪笔谈》卷四有一段很有趣的记载:后世所画的韩愈肖像，都是小面而美髯，戴纱帽，其实这是五代时江南韩熙载。熙载溢文靖，江南人称为韩文公，因而不少人以为是韩愈像。韩愈的原貌是肥而寡髯。北宋元丰中，以韩愈配祀孔庙，于是郡县所画，都以韩熙载的像来代替了。胡道静《校证》并附二韩画像对照，又加按语说:“南薰殿旧藏《圣贤画册》中韩愈像，依旧是小面而美髯，着纱帽，以与传为五代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相核对，容貌正和韩熙载酷肖，可知这个错误从北宋一直沿袭下来。若无沈括的这条辨证，竟无从纠正这个错误了。”

诗无声而琴有声，琴声的激昂处如同人的呼喊，低抑处如同人的悲诉，皆是人的感情自然直接的发泄，连神经系统也会受到震动，发生共鸣，只是在诗人身上，敏感性也最强。世上没有万能的艺术家，艺术家的感应神经却自有他高出于凡夫的地方。

衡山处在南方炎荒之地，长沙素有火盆之称，古人以为是火神祝融所治，摄位火乡，妖魔鬼怪，须由神灵镇扼。韩愈《送廖道士序》即说:“南方之山，巍然而高大者以百计，独衡为宗。最远而独为宗，其神必灵。”

李花常与桃花并提，因开时都在春天。桃花红而李花白，红白交映，曹植《杂诗》所谓“南国有佳人，容华若桃李”，即是形容女子姿色的红艳和白净。

从文句看，似很轻松安适，无所怨恨，因而也可称为旷达，但所谓旷达，往往是人在压制、打击后一种无可奈何的逆反性的自我强制，真正春风得意、位高权重的人是无所谓旷达的。所以，旷达者都带有被动性，甚至是矫情的，俗语所谓有苦说不出。

五言绝句是最短小的一种体裁，这首诗却蕴藏着最深厚最强烈的悲剧情绪。.单独的垂钓或单独的赏雪，原是诗词中常见的题材，柳宗元钓的却是寒江之雪。

鸟绝人绝，只有千山万径依然存在，然而千山万径是没有意志，没有个性的，唯一有意志有个性的是这位蓑笠翁。蓑笠翁岂真为垂钓而来?他要钓的是满江大雪，一身寒威。他害怕蝮蛇大蜂，射工沙虱，却不怕大雪，因为这些东西都会伤害他，江雪却使他感到大地洁白，大气清新，什么肮脏丑陋的形象都消逝了，世界好像重新建立，他的灵魂也随之而干净宁静，像个“超人”。

他平时局促在“不过寻丈”的天地中，现在他来到原野，来到江边，千山万径都在他眼前，空间上的扩张使他的视野斗然开阔，通过眼线，进人心灵，外部世界无言的广漠和寂寥，给予他以反射性的强烈刺激，从而上升为令人惊奇的审美上的积极效果。

柳宗元是一个悲剧人物，但他不愿在浑浑噩噩、麻木不仁的生活中消磨着，他必须使自己的幸存生命经得住磨炼，让意志发挥更大的力量，而又选择在孤独的寂灭性的环境中取得满足，发生快感。这一行动的本身，同样具有悲剧色彩。

文学上的创获补偿了政治上的挫折，也说明古代还是允许罪臣有写山水诗文的自由，其中还夹杂愤慈和牢骚。没有这一点可怜的自由，文学史上就要丧失不少的宝贵遗产，这是连我们也要感颂皇恩浩荡的。

瞿蜕园《刘禹锡集笺证》云:“刘、柳交情非等伦，故诗既真率复沉挚，柳以书名，据其诗集，在永州种果树药草，颇费经营，故草圣木奴之句皆纪实也。令人想见其在时风致，得此僧所言而诗愈有味。” · 瞿氏的《笺证》全稿完成于1965年，本人惨殁于十年动乱中，至1990年才得出版，亦含纪念意义，今读刘诗“纵有邻人解吹笛，山阳旧侣更谁过”句，辄为惘然。

自从屈原以美人香草、恶禽臭物作为忠奸之比后，以动物作比喻的尤其繁多，因为动物有动作、有食欲、有鸣声，有的还有表情，所以更容易作为模特儿。

同一事物，援以为喻，而褒贬喜恶截然相反。吴景旭《历代诗话》卷五十二引韦应物“心同野鹤与尘语，诗似冰壶彻底清”语，这是以冰壶比喻清澈，但在《送人诗》中又说:“冰壶见底未为清，少年如玉有诗名”，则冰壶也未必清澈。作者是一个人，而对冰壶之取譬却不相同，用钱钟书《管锥编》中的话，就叫“比喻之两柄”。

然而在皇权时代，却还允许谪官公然说出反话冷话，尚不失为“圣人于天下，于物无不容”的“明君”。这样看来，韩愈的《元和圣德诗》也还颂扬得对。

韩愈在潮州不过七八个月，他以谏佛骨得罪又以谏佛骨而名更显扬。到他任京兆尹时，女挐是十六岁。古人结婚早，如果这时女挐还活着，也快到出嫁之年了，死者总是吃亏的、委屈的。一瞑之后，什么都不存在了，祭文哀词，无论写得怎样真切沉痛，对死者来说也是枉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