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业

对多铎本人来说，纪念这样一个已经埋葬了的忠贞不渝的义士，有助于把这场疯狂的掠杀变成一种庄严的、带有英雄主义色彩的传奇。从抽象的价值观来看，史可法对于一个已经灭亡了的王朝承担的儒教义务，已经远远超出了满人与汉人的冲突。

尽管陈子龙热情地招待了李雯，但是这位降清人士——清政府的笔杆子——肯定再次强烈地感到了他这位旧日的学友和朋友，对他的无言的指责。他甚至可能又把自己比作了汉朝的叛徒，因为陈子龙的一个学生，后来把这次会面描述成苏武和李陵有名的相会的重演。在这次访问后不久，李雯变得极为压抑，害了重病，卧床不起。尽管江南抵抗运动还远没有结束，但是它的最初的殉道者的遭际已经展示了它的悲剧的一面。

当时如皋两个最著名的人物，剧作家李渔和诗人冒襄，都竭力避开这种活动。……冒襄与其妾董小宛的隐居生活，使晚明欢悦女色之风因之不绝。……冒襄剧团的演员中有一个名叫徐紫云的漂亮男孩，冒襄将这个少年交给陈维崧照护，他歌咏徐紫云表演艺术的韵文成为中国文学中著名的诗篇。

正是他（按：指陈名夏）首先使多尔衮注意到江南诗人李雯。不过也就是在这一事件中，人们感到他的荐引越格，因为他想直接授予李雯以新置的翰林院之职。

柳氏后来帮助他编辑了一本明朝女诗人的诗选。

陈名夏恐怕并不是满族统治的殉道者。确切地说，在当时公众心目中，他恐怕倒应该算是一个精明的投机家……

李自成既无个人威严，也不喜欢帝王礼仪。牛金星曾想让李自成于1644年5月20日(阴历四月十五日)举行祭天大典，并请他在宫中演习10天。李自成同意了，但演习时他举止匆匆，全不按规定节奏去做。礼官在引导李自成时对这位“闯王”说,必须掌握仪式本身的节奏，要不慌不忙，放慢速度。这位义军的领袖很快就不耐烦了，他扯下袍冠，恼怒地转向礼官说：“我马上天子耳，何用礼为？”然后转身离开演习场，经过御膳房时，还抓了一块生肉吃了。祭天大典始终未能举行，而在士大夫眼中，李自成仍是“沐猴而冠”。

陈名夏被发遣到汉军正黄旗，这原本是一种处罚，却被像史学家谈迁这样识见平庸的局外人误解为受皇帝恩宠的一种迹象。

自杀殉难者中欧许多人已经在文官仕途中完成了他们的使命，而大量投降者则是仕途生涯刚刚开始，或达到顶峰的较年轻官员...最善投机钻营的人则将自己的名帖送给在大顺朝为官的同年，或设法托朋友把自己介绍给宋企郊和牛金星。

李自成也同样易于将这些降官的劝进赞美之词视为他们谋求自身的卑猥而自私的手段。正是投降了大顺政权这一行为本身，使许多明朝官员在李自成眼中变得一钱不值...在其他场合，他又一再下令刑政尚书惩治最恶劣的变节分子。这一政策导致46位明朝官员被处决。

多尔衮强化君权的野心，加上清廷中众多汉官的劝谏，便决定性地促成了满族从部落战争时代向帝国统治时代的过渡。

统治者最关心的问题在于“地方棍徒，四起抢劫”。在这样一场令人瞩目的军事胜利之后，如果他们的占领想要成功地话，大清统治者就必须避免单纯的军事行动，比如像刘良佐和李成栋一类难以管束的军阀的部队队平民的残害。他们必须转而依靠和平手段，特别是依靠地方绅士的自愿合作，以避免进一步的暴力破坏。这些是他们宣传工作的燃煤之急，因而也是满人要求正统合法性的主要凭借。

具有这种官方身份的人便可以在赋税册中把那块土地勾销，接受那块土地的地租，而对这块土地的旧日所有者（现在是他的佃户）来说，较之早先不得不交纳的赋税，他们也轻松了许多。因此，投靠”的基本意思，是为了获得某个官僚的保护而交出他的土地和劳动。这就是顾炎武在叙述江南的穷苦农民是如何寻求乡绅保护时使用的这个词的意思：“今江南士大夫多有此风，一登仕籍，此辈竞来门下，谓之投靠，多者亦至千人。”

这些乡绅受到了逢迎，但也不是露骨的诱惑。如果这种逢迎过于粗俗的话，这些社会上层名流就会被迫拒绝合作，以避免公众的指责。逐渐地，江南的士绅家族找到了一些办法，既可以与清政府官员合作，以保护他们自己的社会利益，又可以满足清政府控制那个地区丰富的经济资源的要求。

也许，对陈名夏最友好的公开评价还是出自顺治之口，顺治好像从未能消除对陈名夏 矛盾的心情。那年冬天，在游览南海子时，冯铨向皇帝评论起 这位死者，颇有贬义。皇帝沉默片刻，然后十分低沉地说：“陈名夏终好。” 此后冯铨再也不提陈名夏了。

1644年明朝的灭亡和清朝的勃兴，是中国历史上所有改朝换代事件中最富戏剧性的一幕。虽然明朝皇帝于北京皇宫后的煤山自杀仅六星期后，清军便占领了紫禁城，但明清两朝的嬗替，绝非一次突如其来的事变。无论是我们现在所持的公正观点，还是当时在明朝臣民和清朝征服者中流行的观点，都承认1644年的事变肯定是17世纪明朝商业经济萎缩、社会秩序崩溃、清朝政权日益强大这一漫长进程的组成部分。

作为明朝的奖励，马与进也战功赫赫。1621年金军入侵时，他又积极投入了辽东保卫战。他的声誉确实很好，以至当其防区惨遭金兵蹂躏时，人们竟纷纷传说他已英勇战死。其妻赵氏在辽阳听到这一传说后，为表示对丈夫及其为之献身的大明王朝的无限忠诚，竟带领全家老小和家奴40余人集体自杀，并率先怀抱孙女投入井中。然而，马与进并没有英勇地战死，而是向敌军投降了。其子马鸣佩，数年后成了清朝驻南京的总督。

注30：徐州虽被黄希宪放弃，但淮河附近的房村驻军拒不投降。该军通判、著名作家和诗人凌濛初进行了英勇抵抗，后兵败被擒，不屈而死。傅路德和房兆楹编：《明代人名辞典》，第930-933页。

……在1645年秋，多尔衮因而再次重申了对人参贩子的警告，并且宣称，如果他们在贸易中为非作歹，那么无论他是汉是满，地方官有权将之逮捕，解送京城严惩。 …… 在1649年2月19日，户部再次接到谕旨：人参商人“扰乱地方”，其措辞与1644年的那次指责一模一样。起初，在临清、济南及扬州等几个城市中，允许合法的人参买卖。而现在则命令，这些规定要加以变动，人参贸易将完全由京师的官方机构专营，对违法的私商将处以最严厉的惩罚。

《清世祖实录》给人一种有计划地处死这批人的印象，实际上是骗人的。大部分史可法的部属，如总兵刘肇基、骁将马应魁、幕僚何刚、天主教徒和炮队专家陈于阶等，或是死于街上的战斗，或是自杀。史可法的19名私人幕僚全部都遇难了。但是由于随后日子里发生的暴行（那是在中国历史上最为臭名昭著的大屠杀之一），他们的死难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

注21：如果现代的数字统计可以为凭的话，那么大致来讲，中国男子并不比其他大多数地区的男子更容易自杀。20世纪台湾的男子自杀率实际上低于美国、德国、日本和瑞典。另一方面，台湾妇女自杀率与男子大致相同，这与其他国家的情况相反，因为那些国家男子自杀率常常是女人的三到四倍（见马杰里·沃尔夫：《中国妇女与自杀》，第117页“表”）。根据这种定性的材料进行判断，有地位的中国人（像明清绅士）的自杀率在世界上肯定属于自杀率最高的社会集团。

再者，正如南京提督毛九华向北京朝廷所指出的那样，长江下游地区的复明残余力量可能与上游地区的其它抵抗武装，尤其是安庆一带的反清分子联合起来，也将是一个严重的威胁。安庆一带的各支反叛武装，是湖广腹地著名的“四十八寨”潜在的同盟军。这样，勤王运动就有可能蔓延整个长江流域，阻碍清朝在南京的统治。

注134：洪承畴早在1647年3月30日就请求离职居丧。他父亲虽然在1643年11月8日就已过世，但直到1647年3月25日，一个家仆从泉州府家中赶到南京，告诉总督这一噩耗，洪承畴才知道此事。见北京大学收集的洪承畴奏章，引自《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