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的无奈

在20世纪50年代，人们在思考媒介化世界里的许多人的状况时，确实也提出了一些值得我们关注的观点：所谓“民主的公众（public）”可能只是“乌合之众”（crowd）；消费主义和娱乐至上窒息了公共参与，以及大众社会理论指出的5个“A”现象，即异化（alienation）、失范（anomie）、匿名（annonimity）、冷漠（apathy）和原子化（atomization）P42

本书的中心思想比较严峻，其中提出的交流问题，就本质而言都是我们难以驾驭的。……我再次重申，我认为，交流失败并不意味着我们就是渴望搜寻灵魂伴侣的孤魂野鬼，而是意味着我们有新的办法彼此联系，能共同开辟新的天地。我想强调的是，交流的梦想多亏了鬼魂（ghosts）和神奇的爱欲（eros）。我对此这样强调是想要借之矫正一个已经毫无新意但很多人却仍对之津津乐道的观点——认为交流手段的扩展会必然引起人类思想的扩展。P44

该书融合宗教、哲学、社会、历史、文学、政治和媒介技术史为一炉，将传播理论与实践的研究置入上下数千年的大背景中，“充满智慧和令人信服地将媒介研究倒了个个”（迈克尔·舒德森语），既体现了传播学研究的人文取向（文史哲），也以一种通俗大众的表达方式激发了公众对传播的兴趣。该书还为突破美国实证主义传播学研究传统提供了可行的路径——作为撒播的传播——而成为传播思想史的奠基之作。001

彼得斯在他工作了三十年的艾奥瓦大学的网页上如此介绍自己：约翰的兴趣包括媒介和文化史、传播与社会理论以及从广泛的历史、法律、哲学、宗教与技术背景中理解传播。他在大学给众多本科生上课，大班课程包括传播学中的核心概念、媒介与社会，小班课程包括跨国媒介案例研究。研究生课程则多为讨论课，主题涉及批判理论、大众传播理论史、媒介与现代性、实用主义、公共领域以及跨国媒体。

他写于1986年的博士论文《重构大众传播理论》则以英国经验主义和古典自由主义的代表约翰·洛克开篇，并对卢梭、阿伦特、托克维尔和塔尔德等的传播思想进行了分析。他认为，这些思想家的思想体现出来的一些端倪，能揭开“智慧生命如何组织意义”这一问题的神秘面纱，而这正是传播学理论的内容。006

在英语本科学习期间，彼得斯对语言、语言学和民间传说（forklore）尤感兴趣，认为文学研究赋予了他认识这个世界的重要工具。”007

在西方，最具组织性、规模性和持久性的传播实践者应该是宗教机构。这导致所谓的“上帝问题”成为人类传播研究中最古老最持久的问题。一方面，研究传播者总是先从宗教的传播实践中去挖掘传播思想；另一方面，宗教信奉者因其对传播悠然心会和别有心得，常常成为卓越的传播学者。007

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011

彼得斯于1986年写出了一篇名为《传播学研究思想贫困背后的体制性根源》的论文……他指出，传播学的危机根源在于：“传播学学术体制建设的封闭性”与“传播学术研究范围的广阔性”两者之间形成冲突。他认为，反思是保持社会科学健康的关键手段，但是各种因素却导致传播学对自己的使命、研究内容及其与社会的关系没有进行有效的反思。它一方面搞不清传播学的学术核心问题，另一方面则将学术建制的扩张等同于传播学学术的繁荣。014

说他论证不够严谨，正如我们用文字的线性逻辑去评价反对这一逻辑的麦克卢汉，因为显得荒谬一样，对彼得斯这样的人文取向的传播学者，使用他所反对的实证主义的逻辑去要求和分析他，是否公正和有必要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023

“communication”还有连接（connection）或链接（linkage）的意思。……在“链接”这个意义上communication还可以指性交。令人奇怪的是，communication曾经含有“性交”的意思，而intercourse（今天主要指“性交”）则曾经被用来指我们如今所说的“交流”（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而语意含糊的“关系”（relations）一词则兼具以上两个含义。

工业化、都市化、社会理性化、心理研究和新奇的传播工具等等，都为在分散的广大人群中“制造共识”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条件。此外，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证明，符号不仅是审美的装饰，而且是社会组织的“第一推动力”。从战略角度培养的感知，决定着战斗的胜负，并能激发战壕里的士兵冲锋陷阵，慷慨赴死。P18

本世纪经常辩论的话题，是媒介的宏观社会意义；这个意义与其说存在于经典的社会忧虑之中，不如说是存在于这些忧虑的重新分布之中，存在于我们作为个体和政体身上的重新安排之中。这些忧虑是：媒介对儿童的影响，女性的再现，政治的变革，大众文化的扩散。交流把我们放进与各种怪诞的他者——和自我——亲和的境遇之中。 当代的文化和辩论中都充满诸如此类的问题：交流如何跨越性别、国籍、种族、民族、世代、语言和文化的鸿沟。同样，“大众”“公众”之类的集团主体，也给交流构成了特殊的问题。

该书却也试图超越各种派系区分（包括“中西”区分）而向各方发出邀请，邀请我们无论身在何处，都要去迎接日用伦常中在我们面前赫然呈现的陌生性（strangeness）。这种陌生性给我们带来了如下难题：传播为什么能成为，以及它如何能成为人类奇妙的生命线（lifeblood)？对行走于天地之间的有着生命尽头的所有生物而言，这一问题与它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001

苏格拉底认为，真理源自我们对”上天“之外的思考和灵魂洞穿健忘之幕而到达本质的努力；耶稣认为，真理源自天父的意愿；孔子则认为，真理源自比他更早的古圣先贤。003”

不无矛盾地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又是最年轻的国度。说她最古老，是因为她有着四千年的文字记载的历史；说她最年轻，是因为她正经历着最为浓缩的现代化进程——这是既姗姗来迟又蜂拥而至的现代性。如果我们所面临的任务是要克服一种异化感（这种异化感使我们无法看到我们身上的奇妙的陌生性），那么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相遇”，以及中国与自己的过去和未来的“相遇”，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来展现《论语》（第4章第15节）中所说的“恕”的境界——“恕”主要是“撒播”，但亦是“对话”。005

我，我自己，绝对不相信我们人类的经验是这个宇宙间最高形式的经验。——威廉·詹姆斯，《实用主义》，第 8 讲

在这个已遭 “祛魅”（disenchanted）的世界中，“人类追求与外星人接触” 是一个关于信仰的譬喻。

也许他们的计算依靠无理数，他们之间的交流靠的也许不是可感知的信号，而是他们存在的方式。他们发给我们的讯息，我们也许从来就不知道是讯息。他们视为编码的东西，在我们看来也许与自然界无异。

接收者的 “此时” 就是发送者的 “彼时”。宇宙中遥远星球之间的交流是一种考古发掘。

夸张地说，寻找地外智能的研究揭示了 19 世纪末招魂术业已知道的东西：远距离交流和与死者的交流，这两者之间存在着统一性。

地外智能的研究（SETI）则是这种无线电幻想的最新进展。

詹姆斯·弗莱彻曾两次担任 NASA 主任，他曾积极支持地外智能研究。他说：“我们应该着手收听星系中其他文明的信息。这个星系中肯定充满了各种声音，彼此在用各种语言相互呼唤……”

灵异研究和地外智能研究所形成的研究方法，都是为了抑制我们对秩序的热望，防止我们将自己的意义强加于随机性或他者特性之上，防止我们因过分热情而轻易相信。

在牛顿眼中，宇宙因上帝恩惠而充满秩序，但是在射电天文学家的眼中，宇宙是湿婆的舞蹈，时而创造，时而毁灭，时而出现超新星的爆炸奇观，时而出现双子星、类星体、暗物质和黑洞等难以预料的奇怪现象。

SETI 科学家有时会表现出一种令人感动的信仰，他们愿意相信外星人和他们有着同样的喜好——喜欢巴赫和数学胜过喜欢摇滚和填字游戏。

如果对方不具有激发我们渴望的身体（body），那么是什么东西使我们认为，我们的心灵（mind）可以实现相互接触呢？

针对由唯我论造成的 “人际传播不可能” 的僵局，詹姆斯说过这样几句话：“人们看见自己的身体与其他生灵共享着同样的空间，迈步在同样的土地上，嬉戏在同样的水中，通过同样的空气发出共鸣，玩着同样的游戏，从同一个碟子中取食，他们就不会相信唯我论视角下众多个人世界之间的不可交流性了。”

奇异的并不是这些伙伴，而是我们自己，对此我们竟然没有认识到，这已然是一种失败了。存在于我们和这些伙伴之间的一切鸿沟，与它们交流的失败，其实同时也存在于我们人类自己中间。

可以设想，它们之间该有着多么美妙的集体诗歌、口传历史、跨越数百海里的讨论交响乐、柔情蜜意和相互关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