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

对威廉洪堡而言，国家本身不应单独成为追求的目标，国家主权之值得奋力争取与维护，乃是为了维护个人以及文化的独立自主性。相对于法国人希望透过政治革命的方式立即解放封建传统的桎梏，德意志新人文主义强调透过文化教养培养个人独立自主的心灵，希望借此达到逐步转化社会体制的终极目标。

布克哈特深切关怀在人类社会里，国家与文化之间的关系究竟应该如何，是其来有自的。国家在提供人民国防安全与社会安全之际，是否应该跳脱政治对文化发展的操控，让文化独立自主，以便让生活在其中的公民可以真正涵养出自由的心灵？

在《路易十四时代》第一章导论，他（伏尔泰）提出世界史上有四个足为后世典范的时代：第一是古希腊文化全盛时期伯利克里斯（Pericles)的时代，第二是古罗马凯撒与奥古斯都在位的时代，第三是佛罗伦斯在梅迪奇家族统治的时代，第四是法王路易十四的时代。

本书中译虽然将书名译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文化》，但"Renaisance"一次在布氏的语义应用里，其实包涵三种意义：(1)文艺复兴作为时代分期的名称，(2)文艺复兴作为特定的价值观，(3)文艺复兴作为人文运动的代称。

也是在《意大利文艺复兴与时代的文化》影响下，欧洲史分期的大架构开始被定型为古代、中古与近现代，而近现代的源头便是文艺复兴。

在布克哈特论述的架构下，国家提供近代个人才性向外发展的舞台，而伦理道德与宗教则提供近现代人心灵视野与内省深度的精神力量。这一前一后两个主干又支撑起第二卷到第五卷所述意大利文艺复兴文化不同发展面向的活动场域

历史研究唯一永久的目标与可能达成的宗旨，是以人为出发点：在患难中忍耐的人、奋力向上的人、与正在行动中的人——以他们过去之所是、现在之所是、与将来之所是，如实地来省察。因此我们的检视在某个程度上是病理学式的。

从文艺复兴时代的历史来看，不论是意大利僭主罔顾法理、不顾人民死活的争权夺位，或是人文学者力求晋身显达、名满天下的汲汲营营，说穿了，内心的欲求都扮演了相当关键的角色。从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所留下的历史足迹来看，布氏显然并不认为在文化全然是理性与人类形而上精神高度发展出来的结果；在相当层次上，他毋宁将文化看成是人性欲求与本能驱动所创造出来的成果。

拿破仑留下来的最深远影响是让大家耳目一新地意识到，人类的个人性具有的能量与种种可能。拿破仑的霸业可说是让大家看到个人的意向、洞见与意志可以左右事件的走向，也因此让大家开始怀疑历史预定论的有效性。

虽然坚守人本主义的信念，但将尘世生活视为流泪谷的布克哈特并非借着阐述个人主义的源头来颂扬自私自利、无所忌惮的个人。反之，他深切看到，失去道德终极关怀、宗教终极关怀的近现代与近现代文化，如果不能以更高的智慧与宽容来解决价值崩解、关怀失丧这些问题，势必要面临人性之恶恣意泛滥的严重后果。

身教所能达到的功效远超过言教所讲授的希腊文知识。与他(Belluno)接触过的人都因看到他立下的典范而深信，我们一生命运的乖舛顺适，最终还是取决于我们自己的选择。

与追求世俗名声并驾齐驱的是热衷冷嘲热讽。布氏认为喜欢冷嘲热讽正是要与别人有所区隔，想要表现出高人一等、不想与之混为一谈的心态，借此来凸显自己不同流俗。热衷冷嘲热讽基本上就是一种想借着否定别人来凸显自我的做法。

要理解布氏的文艺复兴，读者心里要有三个时间坐标对照组：（1）文艺复兴自身挣脱出来的中世纪；（2）与基督教化的中古相对应的古希腊罗马异教时代，（3）布氏自己身处的十九世纪。

图书之外，重要的是要有阅读这些古籍、消化吸收这些古籍智慧的灵魂。如果没有宽容开放的心灵、敬天爱人的悲悯胸怀，一个辉煌伟大文化需要的恢弘格局是不可能仅仅靠读书形成的。

教会为何会腐化沉沦？不是因为教会跟随新兴的人文学风潮接受了古典文化所致，因为早在教会企图将古希腊罗马文化吸纳为基督教文化的一部分之前，教会已经有了重大的危机——也就是说，当时的教会丢弃了本应担负的灵魂牧养工作，却汲汲营营于将自己转化为世俗化的机制，以为上帝国的来临有赖世俗权利版图的扩张。因此，是神职人员的沉沦腐化引发了后来僭主的为所欲为与知识分子的无行无德。

但是思想已经解放的人如果还继续依赖教会为他们做这些事，这只能证明一个人年少时根深蒂固接受的教条如何牢不可破，而代代相传的符号象征具有何等神秘不可破除的魔力。临终的人——不管是谁——都会要求神父为他作最后的告解赦罪，这在显示，大家对地狱还是存有一些恐惧。

西欧各名族可以彼此互相虐待，所幸无法互相宣判谁才真正拥有真理。

文化史是指人类以其存有之状况在尘世创造出来的历史，而一般历史是各种事件发展历程中所有相关因素之统称。 如果法国大革命开启了一个与过去大不相同的新时代，人们便可以质问，过往的历史经验是否还具备任何价值？而革命之前与革命之后的时代是否还存在必然的联系？

历史并不一定是以延绵不断发展的方式向前迈进，而是会在大家意想不到的时刻，倏地皲裂出某些特殊的断裂面，新时代的人、事便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自这些断裂切缝蜂拥而出，清楚标志着与刚转身走过、余温犹存的时代截然不同的性格。从中央的角度可以看出，在布氏心目中，史学研究对现代人之所以具有独特启发性，并不在于史学研究者是对过往事迹如数家珍的专家，而在于他们有敏锐的洞察与深刻的史识，来点明不同时代的人如何在他们自己的时代环境限制、或变动里，开创出具有新时代意义的生命道路。

新人文注意追求人文化成的教育理想：透过优质高尚的文化涵养讲个人培育成具有独立自主心灵、不为现实所役、充满人文情怀与人道关怀的知识分子。 他使用Bildung这个词主要是强调高尚心志、热爱精致文化的精神涵养，这与追求营生实利的专业技职教育(Ausbildung)有本质上的不同。

布氏认为史学研究者的主观意识免不了会影响到主题的选定以及史料的选择与诠释；而且所谓文献史料本身既是刻意留下的文字记录，文献撰写者当时的主观意志就已影响到史料本身的客观性。因此，在布氏的想法中，历史研究真应该与科学研究分开来看，不应相提并论。 在所有学科里，历史学是最不科学的，因为在史料的选取上，它几乎没有一个称得上是确定、能够获得大家共识的可靠方法。也就是说，对史料的批判研究是有一个非常确切可依循的方法，但在历史撰述上却找不到任何确切可依循的方法。

因为对文化史上任何时期精神层面的概述，会因切入角度不同而获得不同历史图像。

腓特烈二世的政策（尤其自1231年起）主要在于彻底摧毁国内封建势力，将人民塑造为没有个人意志、卸除武装、却具有高度缴税能力的群众。他以高度中央集权的手段将司法权与行政权掌控在自己手里，这是西欧国家从来不曾有过的情况。自此，没有一官半职可经由人民选举而产生，违者该地区将遭受蹂躏，公民降为农奴。税收方面，依照官方户政与地籍普查结果来征收，并采取回教国家惯用的残酷手法。因为如果不这样，很难指望从这些东方人的口袋里要到钱。借着这些手段的实施，这个国家可以说已经没有国民了，有的只是一群唯唯诺诺的顺民而已。

天下没有人可以永远一帆风顺、不必与命运的波折周旋。忧患少的人，其实就是幸福的人。

当时也许有人会单纯地认为，所有统治权威都来自上帝，如果每个人能出自良善的本性支持这些君侯，他们总会慢慢走向正道，而且必定会摆脱他们原有的凶残本性。但我们其实不能奢望这些做事通常只凭一时热情、信誓旦旦却满脑子空想的人能解决什么问题。他们看起来就像庸医一样，以为把疾病的表象去除就是把病治好了；以为把君侯杀了，人民就享有自由了。或者他们根本没想这么远，只想到发泄大家心中的怨气，或是为某个家庭的不行或个人的羞辱报复。就像独裁政权不受任何限制、可以蔑视所有法律的限制，所以反抗者对独裁君侯的手段也不受任何约束。

近代专制王朝在民众心里激起的集体激进主义在文艺复兴时代的专制政权里是没有的。在每个人的内心也许都对君侯专制政权感到反感，但他们大多是想办法让自己在这种结构下凑合过日子、不然也从中得到一些好处，而非自觉到要以集体力量来与这种政权对抗。除非这些专制政权已经做到太过分，逼得人民只好起来铲除或驱逐当权的王室。当然，这些人民心里也深知，赶走了旧的专制王室，只是换来另一个新的专制政权。因为共和国的气数早已日薄西山了。

查理五世原本希望透过召开大公会议决议来控制教廷——既可对其施压，又可保护它。但当时教廷真正的问题出在教廷内部，也就是宗教及其亲族企图将教廷转变为可以世袭的世俗政权，这二个问题却因德意志宗教改革而被天主教搁置了好几个世纪不去面对。1527年进军罗马之举所带来的正面效应也应被肯定，它促使天主教教廷振作起来，借着克服一切反对势力让自己从种种腐败沉沦里浴火重生，再次成为宗教力量的代表。

教廷的到的威望是透过反对者才重新获得拯救的。

因为大家对政治感到无力，所以个人便努力将私生活发展得更多姿多彩；在大环境允许的范围内，大家互比财富及文化素养的高下。财富、文化素养，比以前更充分的市民自由、以及不像拜占庭活伊斯兰世界那般讲究政教合一的教会——以上这些因素互相结合起来，无疑地让重视个人主体性的思维方式有了成长茁壮的空间；如果再加上没有党派伐异，则重视个人主题的思潮便有从容发展的机会。对政治冷感的个人，凭着他们相当专业、或是出于业余爱好的工作成就，在十四世纪的君侯独裁国立已享有个人独当一面的地位，虽然这个部分我们无法以史料加以佐证。

丧失执政权的党派成员之处境类似独裁国家的臣民，唯一不同处只在于，他们过往曾享有过自由与统治的滋味。也许正是期待重掌自由与权力的企图心让他们比较有冲动来表现自己的个人性，所以这些失势者中就有人利用（不是他心甘情愿得来的）闲暇来从事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