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转向内在

高宗遗产中最为重要的，是一个倾向于绝对独裁的君主专制权力。那个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都再明白不过，一切都仰赖皇帝的决策。皇帝个人，不依靠任何官僚，制定国家政策。从此，知识分子们意识到，政治必须从皇帝的教育开始，别的都还在其次。

虽有官员走上了实用主义道路，但归根结底，实用主义道路绝不符合儒家理论，而是对儒家基本原则的偏离。对此类行径的不满最终导致人们寻求修正主义的解决办法，这就是制度改革。 1127年年中，南宋朝廷在矛盾重重的政治氛围中建立。改革计划、措施宣告破产，声名扫地。没有人敢再公开鼓吹改革。

朱熹在讨论一部观点折衷的古代宗教书籍时，曾经说读书就像修炼。意思是，真正的学习将使从阅读中得到的有价值的东西内在化，而这种内在化将促进人格的改善，就像化学反应过程一样。然而，道学对于非儒家信仰，包括神秘主义趣味的借重，却被其敌人所利用，用来攻击道学的自命不凡，否定其儒家属性，将其学术诬为伪学。

蒙古人在消灭金帝国之后，目标直指南宋。为了提高政治声望和自信心，南宋帝国求助于文化宣传，道学学派的五位北宋哲学家得以配享孔庙。此举暗示，不管蒙古帝国怎样努力伪装成儒教国家，儒学的惟一合法传承血脉仍然是通过二程高足杨时传到了南方，又传给了道学学派。

总的来说，新儒家哲学倾向于强调儒家道德思想中内向的一面，强调内省的训练，强调深植于个体人心当中的内在化的道德观念，而非社会模式的或政治秩序架构当中的道德观念。 让我们再作一个大胆的推论。宋代的保守主义者和新儒家学者在本质内省的学说当中浸润的时间越长，对形而上学和宇宙论课题的思量越深刻，就越发难以转向平淡而客观的社会现实，难以将其哲学理论与同样“近”的实际联系起来去求验证。

宋代以后的中国或可称为新传统主义的，因为它重新发展了中国文化，在旧的基础之上萌生新的变化，新的变化又融会为悠久传统的一部分。而这传统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一个不断经历修正、更新、丰富、完善的有机体 打个比方，宋代中国就像是一棵茂盛的老树，它爆发出令人称奇的生命力，长得比从前更高更大，新枝嫩叶覆盖着树身，树干下古老的根须在伸展。而后，一个风暴的季节损耗了它机体内部的活力。残存的生命力转变成自我保护的功能。老树尽可能顽强地继续生长，而它的大小和形状却保持不变。那么，什么是它机体内部的致命变化？

它变得前所地容易怀旧和内省，态度温和，语气审慎，有时甚至是悲观。一句话北宋的特征是外向的，而南宋却在本质上趋向于内敛。

11世纪是文化在精英中传播的时代。它开辟新的方向，开启新的、充满希望的道路，乐观而生机勃发。与之相比，在12世纪，精英文化将注意力转向巩固自身地位和在整个社会中扩大其影响。它变得前所未有地容易怀旧和内省，态度温和，语气审慎，有时甚至是悲观。一句话，北宋的特征是外向的，而南宋却在本质上趋向于内敛。

一般而言，要成为能够让知识分子，特别是道德保守主义者认同的榜样，至少必须同时具备两种资格：第一，活跃旺盛的学术活动，在学者中具有影响力．第二，仕途显赫，对国家有突出贡献。杰出的士大夫通常会在一个方面获得高分，但鲜能二美兼备。

南宋士大夫的見識確實呈現出受地域限制的特點……因為他們居住得彼此太過靠近。出於對政治利益的考量，他們希望盡可能久居首都臨安地區。

第七，12世纪的历史学家认识到，历史学科必须利用其他学术分支的知识，例如军事科学、历史地理、艺术史、建筑学、医书等等。

任何文化的学术都有许多轻重不等的侧面。就宋代中国文化而言，史学和文学都不是他最为光彩夺目的部分。他们更像是照耀在小山坡上的灯盏，反映不出整个山峦的轮廓，而经学和建立在经学基础上的儒家思想才是最高峰。当火焰在那里点燃，光芒便会洒满整个山地。而这火焰一旦熄灭，无论因为派性还是因为正统，都会拖下一条长长的阴影。

庞大的老式佛教图书更拥有珍贵经卷和寺庙的清幽环境，曾经是儒生们苦读的所在。……随着印刷术地发展……佛教图书馆能为儒生提供的东西越来越少，熟悉僧侣及佛教教义的官僚变少了。与之相似，随着宋代经济的扩张和发展，曾经这城乡日常生活中起重要作用的佛教工匠和金融服务业也日渐衰废，寺庙失去了他的地方权力。

质量堪疑到作品……史评著作·……究其原因，包括新儒家在内的宋儒，早在备战科举考试之时，就已经养成了置道德考量于历史事实之上的恶习，为迁就其道德观点，不惜简化、歪曲历史事实。

从北宋末到南宋，原本分享的权力逐渐被皇帝和权相集中起来，官僚参议朝政的空间近乎无，沮丧越来越普遍地成为士大夫的典型心态。

知识分子们却从不激烈地批评武人和流寇的投机行为。

虽说保守主义知识分子无多建树，高宗还是接受了他们对元佑时期那充满怀旧色彩的崇敬。

许多保守主义者……宣称自己的学术不仅是最好的，而且是正确的，是儒学的真正合法继承人。在当时的国际竞争格局中，“正统”是最合时宜的话题。金朝占领了中国的政治中心——中原，由此获得了政治合法性的现成招牌。

君相关系实际上决定着朝政的运作方式，仔细研究这一关系将有助于深入理解朝廷政治。

宰相的更替无疑已将官僚集团分成了互相对立的群体。一些宰相尽量从自己的小圈子以外选任某些关键官职，力求做到不偏不倚，但这种努力太过微小，根本不足以抑制分帮结派。

（关注礼义&关注效能）在多数情形下，一个派别会将对立派别中最令人不耻的个案看做一般典型……在理想主义、洞察力、奉献精神和想象力诸方面，双方的领袖比同一阵营中的领袖与追随者更为相似。但是，令人悲哀的是，即使睿智的领袖也总是透过最卑劣而不是最优秀的个案来评判其对手。更为重要的是，是事件影响着看法。

Historical writing had its last line of self-defense resting upon indisputable factual information.

中国传统文化的模式由此发生了永久性的转变

南宋士大夫因多居住于临安，彼此相隔太近，导致眼界狭碍

在宋代中国占据中心地位的，应当是与文化学术潮流密切相关的政治，而它们并非经济利益的全部或直接反映。

骈体文可以无须考虑政治观点，相当客观地评判衡量作者写作技巧的高低。

庞大的老式佛教图书馆拥有珍贵经卷和寺庙的清幽环境，曾经是儒生们苦读的所在。当儒生成为士大夫之后，他们和僧侣之间的友谊对后者裨益良多。然而，随着印刷术的发展，书籍变得越来越便宜和广泛通行，私学开始出现。受其影响，佛教图书馆能为儒生提供的东西越来越少，熟悉僧侣及佛教教义的官僚变少了。与之相似，随着宋代经济的扩张和发展，曾经在城乡日常生活中起重要作用的佛教工匠和金融业务也日渐衰废，寺庙市区了它的地方权力。

王安石和新儒家都来自南部沿海地区和长江流域。上述地区现在已经是中国的中心区，但在宋代，从文化角度看，却属于边缘地区。这些地方的知识分子言辞大胆，为了给自己和自己的理论谋求领导地位，往往会比其他地方的人更富于侵略性。

除非有皇帝持续的支持作其权力后盾，宰相不可避免地要成为官僚政治中妒忌和倾轧的目标。但是，在皇帝自己都还没有获得足以使他感到安全的专制权力之前，为了取得持不同意见者的支持，在朝廷内部维持平衡，他总是倾向于迁就满腹牢骚、批评朝政的官员，至少也要听听他们的意见。再说，一个在官僚政治中不能有效应付批评的宰相，对皇帝来说也会是政治上的包袱，而非财富。

……之后，皇帝改变了一些极端的做法，但无意放弃压制政策，更谈不上改弦更张了，令人窒息的氛围仍然存在。在错综复杂的整个转变过程中，思想文化的多元性几乎从未得到生存和发展的机会。生命力在消退，首先是从政治领域，然后是从思想文化领域，接下来，这种受压抑之后的谨小慎微的情绪向精英文化的其他领域弥散开去。知识分子首先发生变化，其他士大夫先是观望，而后跟进。整个统治阶级也随着精英的转向而转向，其影响逐渐波及到整个社会。中国传统文化的模式由此发生了永久性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