亮剑

我赵刚1932年参加革命，从那时起，我就没有想过将来要做官，我痛恨 国民党政府的专制和腐败，追求建立一种平等、公正，自由的社会制度。如果我以 毕生精力投身的这场革命到头来不符合我的初衷，那么这党籍和职务还有什么意义 呢？ 革命必须符合普遍的道 德准则即人道的原则，如果对个体生命漠视或无动于衷，甚至无端制造流血和死亡， 所谓革命无论打着怎样好看的旗帜，其性质都是可疑的。

赵刚睁开眼，两眼炯炯有光， 他拍拍冯楠的后被，轻轻说道：“喂！十二月党人该上路了，黎明可是上路的好时候。”……冯楠擦去眼泪，脸上露出孩子般的笑容……她轻轻扶起赵刚说：“走好，我亲爱的十二月党人，咱们就要去凤雪茫茫的西伯利亚了…… ”

此时，李云龙已经社么也听不见了……赵刚迎面向他走来，还是当年那身灰色的八路军军装，绑腿打得很利索，清瘦白皙得脸上充满了微笑，黑黑的眼睛里闪动着智慧的光芒。李云龙怒吼道：“老赵，你咋成了孬种？咱独立团啥时候让人打垮过？日本鬼子都打不垮咱们，你咋自己把自己打垮啦？你别走，咱独立团不能没政委……”赵刚的声音仿佛是从很遥远的地方传来：“老李，你不懂，死亡也是一种抗争，一个有尊严的生命才有存在的价值，失去了尊严，生命难道还有意义吗？”

他的声音越来越大，终于爆发出惊天动地的恶哭声：“赵刚啊，你别走呀，我求求你啦，你他娘的知不知道？我这里疼啊，疼死我啦……”他发了疯似的扯开衣服，在自己赤裸的胸膛上撕挠着，捶打着：“……几十年的交情啊，你就不管我啦？几十年的流血拼命啊，就他娘的落个这下场？我操他娘的，这叫什么’文化大革命’啊？这是作孽啊，伤天害理啊……共产党出奸臣啦，老子不干啦，老子回家种地去……我操你个姥姥，老子要毙了那帮奸臣……”……田雨泪流满面地抱着丈夫，她分明感到，李云龙心中的那座精神殿堂在崩溃……

雷锋同志那句座右铭：对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敌人要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这也是马天生最为推崇的并身体力行去做的。问题是，这年月，同志和敌人的概念是很模糊的，角色也经常发生错位，经常有这种现象：上午还是同志，下午就成了敌人。解决起这类问题，马天生是毫不含糊的，上午给他“春天的温暖”。下午就给他“冬天的冷酷”。

面对这些原先都是本本分分的工人，李云龙实在下不了手，他们不是敌人，都是一些常年处在最底层的群众，“领导阶级“的桂冠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多少实际利益，他们常年拿着很低的工资，勉强养活着家里众多的人口，沉重的生活负担使他们看不到任何希望，他们住在低矮拥挤的住房里，几乎没有改善的可能性。

……任何一支部队都有自己的传统，传统是什么？传统是一种气质，一种性格。这种气质和性格往往是由这支部队组建时，首任军事首长的性格和气质决定的，他给这支不对注入了灵魂。从此不管岁月流逝，人员更迭，这支部队灵魂永在。

田雨感慨地想，理论真是个要命的东西，世上大多数人都不大重视这东西，因为它看不见摸不着，似乎是文人之间玩地东西，充其量也只属于学术范畴。二战结束后，党人们面对上千万犹太人和斯拉夫人被杀戮地结果时，才发现，希特勒的种族灭绝理论早在若干年前就明白无误地写在《我的奋斗》中，他没打算蒙骗世人，早向世人宣告了自己地理论，并准备一步步付诸实行了。世人终于明白了，理论问题是忽视不得的。谁忽视了它，必然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我只想告诉你，我李云龙这条命，不喜欢听人摆布，谁都不行，日本鬼子和国民党不行，现在的中央文革也不行，我这条命得由我自己摆布，我有权利选择自己的死法。

一个青年学生投身革命二十年，出生入死，百战沙场。从此，世界上少了一个渊博的学者，多了一个杀戮无数的将军，请问，你在追求什么？为了什么？我追求一种完善的、合理的、充满人性的社会制度，为了自由和尊严。说得真好，尤其是提到人的自由与尊严，看来，你首先是赵刚，然后才是共产党员。那么请你再告诉我，如果有一天，自由和尊严受到伤害，受到挑战，而你又无力改变现状，那时你会面临着一种选择，你将选择什么呢？反抗或死亡，有时，死亡也是一种反抗。

我刚才讲过，任何一个大家族的稳定都是相对的，那么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国家与国家的军事联盟也是这样，兄弟手足之间可以为了利益反目成仇，那么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联盟就更为脆弱，在任何时候，民族利益要高于意识形态的信仰。

这就是特权，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你看见那宴会了吗？那是糟蹋老百姓的血汗钱，多少老百姓还没解决温饱，这些人的良心都到哪儿去了？

我明白了，革命也许是个中性词。它可以引导人们走向光明，也可以以革命的名义制造人间灾难。革命必须符合普遍的道德准则即人道的原则，如果对个体生命漠视或无动于衷，甚至无端制造流血和死亡，所谓革命无论打着怎样好看的旗帜，其性质都是可疑的。我现在终于理解丁当年高尔基的大声疾呼：在这些普遍兽性化的日子，让大家变得更加没有人性，没有爱与情。灾难的蔓延，但我有能力捍卫自己的尊严、没有了尊严我宁可选择死亡。

这个民族真是大祸临头了，这个丧失理性的社会，似乎已抛弃了以往美好的传统。道德、爱心、良知和尊严都已不复存在，人类最为卑劣邪恶的品质则体现无异，道德大面积地道德滑坡，这个可爱而又麻木健忘的民族，正坐在一列灯火辉煌、歌舞升平的列车上，毫无察觉地被已出轨的车轮急速地带向深渊。她自己也坐在这列火车上，是这样痛苦和无奈，她的父母曾为阻止列车的毁灭而努力过，他们已被车轮碾得粉身碎骨，此时的田雨能做什么呢？

针尖大不大？要是放在政治上，就比他娘的磨盘还重。你们还别不信，打个比方说，也许你是个好人，可平常得罪过人，有人恨你，就老琢磨你，可你小子又不长眼，说话不注意，惹出政治上的麻烦，人家不揪你小辫子揪谁？谁让你不长眼？这反革命你不当谁当？要真到了这步田地，我这个当军长的也救不了你。

任何一支部队都有自己的传统，传统是什么？传统是一种气质，一种性格。这种气质和性格往往是由这支部队组建时，首任军事首长的性格和气质决定的，他给这支部队注入了灵魂。从此不管岁月流逝，人员更迭，这支部队灵魂永在。事实证明，一支具有优良传统的部队，往往具有培养英雄的土壤，英雄（或是优秀军人）的出现往往不是由个体形式而是由群体形式出现。理由很简单，他们受到同样传统的影响，养成了同样的性格和气质。

每个正常人身上都同时存在着人性和兽性，或者也可以称为善良和邪恶，如果不善于调整自己，随时加强自我修养，那么兽性的、邪恶的东西随时都会抬头。

“一个军人最好的归宿，是在最后一场战争中被最后一颗子弹击中。李云龙同意这种观点，欣赏这种死法。可惜，生活没有给他这种机会。” -------摘自《亮剑》

革命也许是个中性词。它可以引导人们走向光明，也可以以革命的名义制造人间灾难。革命必须符合普遍的道德准则即人道的原则，如果对个体生命漠视或无动于衷，甚至无端制造流血和死亡，所谓革命无论打着怎样好看的旗帜，其性质都是可疑的

我必须对历史负责，谁让我是军长呢？我承认，对手可能比我强大得多，可对方已经宝剑出鞘了，我能不亮剑吗？

同志们，事实证明，即使想昧着良心苟活于世也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当一种极端错误的思想或是罪行刚刚在党内露头时，全体党员如果不齐心协力把它消灭在萌芽状态，那么最终是害人也害己，因为你在害人的时候，已经把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

最后的一幕很激动人心……鲜艳的红旗飘扬在白宫的圆顶上。

我和老李的性格相去甚远，他是个典型的现实主义者，而我却是个理想主义者。这两种类型的人一旦相遇，碰撞是免不了的。老李这个人极务实，他嘲笑理论，一概斥之为‘大道理’或‘狗皮膏药’，而我那时书生气十足，偏偏爱搬弄理论。”

我明白了，‘革命’也许是个中性词。它可以引导人们走向光明，也可以以革命的名义制造人间灾难。革命必须符合普遍的道德准则即人道的原则，如果对个体生命漠视或无动于衷，甚至无端制造流血和死亡，所谓革命无论打着怎样好看的旗帜，其性质都是可疑的。我现在终于理解了当年高尔基的大声疾呼：在这些普遍兽性化的日子里，让大家变得更人道一些吧……如果拒绝人性，没有爱与情，是根本不可能成为一个革命者的。

着也是闲着。问题是这两个造反派头头已经不满足

谁要是傻乎乎地拿着本《宪法》说中国的最高权力机关是人大常委会，这是宪法规定的，那么大家肯定以为这家伙神经不正常，在说胡话呢。宪法是给外国人看的，拿到国际上意思意思就成了，谁会抠着宪法较劲？ 李云龙昏沉沉犹如一盆浆子的脑子里突然裂开了一道细细的裂缝，一道理性的微光隐隐约约地透过缝隙射了进来？

现在问题是，党也有错的时候，党和国家犯了错误，不能要这些年轻战士负责嘛。

谁要是傻乎乎地拿着本《宪法》说中国的最高权力机关是人大常委会，这是宪法规定的，那么大家肯定以为这家伙神经不正常，在说胡话呢。宪法是给外国人看的，拿到国际上意思意思就成了，谁会抠着宪法较劲？

你知道，这个世界上假如没有了你，我活着便没有任何意义，思想的孤独和对你的怀念同样也会杀死我。

这些糊里糊涂的老百姓啊，他们穷怕了，苦怕了，一听说“造反有理”了，就争先恐后地起来造反，也许他们认为只有造反才能给他们带来新的希望，才能改善他们的处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