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无政府状态

我们叫做非利士人的，就是那些相信日子富得流油便是伟大幸福的明证的人，就是一门心思、一条道儿奔着致富的人。文化则说：“想想这些人，想想他们过的日子，他们的习惯，他们的做派，他们说话的腔调。好生注意他们，看看他们读些什么书，让他们开心的是哪些东西，听听他们说的话，想想他们脑子里转的念头。如果拥有财富的条件就是要成为他们那样的人，那么财富还值得去占有吗？”

暴民和我们大家一样——和贵族乡绅、中产阶级的不同政见者一样，心目中并没有国家的概念，没有作为国民集合体、共同体性质的国家政府，没有以全民的（不光是其他人的，也是暴民的）更高的理智和判断力的名义、对任何个体的放任自由加以控制的这样一种概念。他看到富裕的贵族阶级把持了政府机构，因此如果制止他将海德公园变成嘈杂喧哗之地，或不让他阻塞街道，他便说是受到了贵族的屠戮。

……人人知道美国人来自于英国中产阶级，他们将后者的偏颇也搬到美国去了，只会十分狭隘地看待人的精神领域和那惟一不可少的事。

对宗教崇拜来说，最重要的是一致赞同、年代悠久、公众性建制、世代沿袭的仪式、民族的标志性建筑等，这些在崇拜活动中有神圣的地位。于贝尔说：崇拜活动的公共性，其外在的表现，其音响与华美，及其尊奉的仪式，它以普遍奉行的显而易见的方式带领信众走过外部和内心生活的沟沟坎坎的全部历程—正是这些使崇拜活动给人以至深印象…最理想的祷文不含有独特的内容，因而其本质是朴实地表达敬慕之情。…人与自己的社群在一起礼拜才是最有效的崇拜，而惟有独处时，人才能进行最有效的哲思

评论界对阿诺德如久旱逢雨似的大加赞誉。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没有“对手”“原先的文艺批评大家现在都在干别的事情，卡莱尔已年迈，早就不从事想象文字方面的批评；搞美术、建筑批评的罗斯金到60年代也专项社会和政治经济方面的批评。

他认为阿诺德代笔“维利亚最后一代文化伟人——既非学人亦非以文谋利者，而是穿越于诗歌、批评、期刊杂志和社会评论之间，可以说是一种发自公众领域内部的声音。……与柯尔律治、卡莱尔和罗斯金等人一样，阿诺德表现出知识分子的两大古典标志，而与学术知识分子形成对照：他拒绝被绑缚在单一的话语领域内，他寻求使思想对整个社会生活产生影响。”

阿诺德更主张适当地脱离当时朝野所热衷地政治实践和具体行动，不要直接卷入争论，而要调整到一种虚怀若谷地心态，能进行不以党派宗派厉害为转移地、客观公允地思考（disinterestedness），……，了解人类发展中更加持常地根本性地东西，以开放的、自由活跃的思想检查人们当前的所作所为及其思想根子，或许会使国家少走弯路，发展得更合乎理想。……其实这里已经提出了“文化”的原则。

或许可以说，英国社会在还没有充分的思想和心理准备的情况下，劳工阶级就作为新的政治力量崛起了，打各种旗帜的人在争做其代言人，“民主”（在当时应指代表中下层大众的政治思想和政府形式）已提上日程。

……反复提出借鉴法国和德国，树立“国家”（the state）这个权威，由“国家”代表在历史上曾经由贵族提出的高尚理想及理念，凝聚国民的健全理智，扭转已在上升的无政府倾向。

“文化“不是行动的敌人，而是盲目、短效行为的敌人；文化是前瞻性的，它致力于人自身的、内在的转变。

阿诺德心目中的国家是最高权力机构，必须严格地、甚至是严厉地实行其职责；但它又是抽象的理想，它超越阶级、个人，应成为最优秀自我（best self）的代表和集合，其权力的基础是健全理智（right reason）。阿诺德对英国的政府，尤其对议会为博得掌声、席位的夸夸其谈（clap-trap）有严厉的批评。但仍认为“无论由谁治理国家，国家的基础架构本身及其外部的秩序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