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史三书

求学不可大急。太急，不求利则求名，

汤用彤先生所撰《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我认为是近五十年来就某一时代的某一方面问题作研究中最有成就的几部论著之一，日本学人研究中国佛教史的太多了，就我所知（以二十年前出版的为限），没有一部能及得上这部书。然而他用的材料，也没有什么新的！据说他衣袋中随时都带一本《高僧传》，正可见他的研究基础是建筑在旧史料上！

通观历代，凡是能控有今陕西中北部及甘肃地带的朝代，总能居于强势，凡是不能控有这一地区的，总是居于弱势，其故就在骑兵。

惟天资过人，识力特强，学力深厚者，往往数语可笼照大局，虽未提出具体坚强的史料佐证，但学历深厚的读者自可默会胸中，知其确然慧解。惟此亦当慎之又慎，若轻易行之，势必言多有失，流于空疏之弊。故此种特例，不足为训，不可轻学，宁可自谓笨拙，不能自恃聪慧过人，因为聪慧似可恃而实不可恃！

第二能自信。这是跟着立志而来的必要的信念。一个人没有自信心，纵然立志，也等于未立志。自信心的基础不是也不能建筑在天才上，不能自信有天才，想凭藉天才以达到立志的目标，那是不可靠的。必须要下定决心，奋发努力百折不回的去达成目标，纵然明明没有成功的希望，也要坚定自信，以“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去做，企求愈能接近目标愈好。

不过就一个人的一生而言，也不能等到学问接近成熟时才写，而要在青年时代就训练写作。据我所了解，一个人在三十五岁之前，至迟四十岁以前，若不常常写作，以后就不大能写作了。

我所谓作“面”的研究，就是研究问题，目标要大些，范围要广些，也就是大题目，里面包括许多小的问题。如此研究，似慢实快，能产生大而且精的成绩。……我为研究这个广阔的问题群，自然要将这个时代的重要书籍全部看一遍，始能下笔。……把这一个广面所包函的各种问题都仔细的探讨过，完成一部可观的大书，而且对这一时代也有个全面认识了。

凡是内容充实的论著，不论其问题大小，主要在一“精”字，虽然是小问题，而做得很精审，仍然是内容充实的论著，有其颠扑不破的价值。

星期天，诸生到附近场集玩，先生有时也参加。若星期天气候不好，就另择风和日暖的天气放假一天，率领诸生投身大自然中。有时坐在乡村茶馆，喝茶吃花生、闲谈；有时席地藉草，或坐或卧，看青天飞鸟，望白云幻变。

要空荡荡的毫无一点预先构想，完全凭些散沙般毫无定向的零碎材料，自己搭起一个架子，自成一个体系。更明白的说，要从史料搜罗、史事研究中，建立自己的一套看法，也可说一番理论”。他说自己“固守一定原则，不依傍，不斥拒，能容众说（包括各种理论与个别意见），随宜适应”。这与清代戴震的“空所依傍”和西方韦伯的“价值中立”大抵殊途同归。

史料用为证据时，严耕望指出，既要处理好概括叙述性证据的较高价值与例证性证据的较低价值之间复杂而辩证的关系，也要甄别史料证据在时间性与空间性上的差异与限制，还要把握好史料反映的普通现象与特殊现象的区别，只有“普通现象才是社会的群像，历史的主流”。

不过我要在此提醒青年学人们一句话，自己学术基础尚未巩固时，千万不要乱看有，一定要选择标准高的好书看，千万不能尝尝看品质低劣的书。

这一个时代的事制几乎都要牵涉到上一个时代，不了解上一个时代如何可以？研究一个时代，若能对于下一个时代有相当了解，也很有帮助，当然没有一个上一个时代那样重要。我为此，也把《宋史》自头到尾，自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相当认真的看了一遍，以求对于宋代有个概括的认识，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对研究唐史有所帮助。

当我三十几岁靠近四十岁时，听说姚从吾先生批评我，“只是勤读正史”，又谅宥的说，"能读读正史也好"，意思是不大看得起；等到我的《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与《唐仆尚丞郎表》出版以后，才承他很看得起，给我一个实在不敢当的评语。此亦正见以正史为基础，也能产生意想不到的成绩！

只就新旧两部《唐书》互勘一番，就可找出不少例子。《新唐书》文章写得好，但文章愈好，史料原形可能走失得愈多，所以就史料价值说，《新唐书》不如《旧唐书》。不过《新书》增补了一些“表”、“志”、“列传”，保存了不少史料，这些处才是《新唐书》有价值的贡献。

《通考》一九三《经籍考》“资治通鉴”条引其先公转述张新叟之言曰：“此温公所谓平生精力尽于此者也，如人之不能读何？公尝谓，吾此书惟王胜之尝读一遍，余人不能数卷已倦睡矣。”后代此书已被视为经典之作，但真正能首尾尽读者，恐仍不算多！

若是一个一个问题作点的研究，而这些问题有相互关联性还比较好，最忌上下古今，东一点，西一点，分散开来，作孤立的研究。

慎作概括性的结论。……史事只有相对的统一性，无绝对的统一性，下概括性的结论极其困难，容易夸张。……所以概括性的话最后好少说，要说也只能说大体如上，意谓非全部如此。……不过有时为了强调你的论点，不免稍稍夸张一点，但自己绝对要有分寸，不可逞心笔之快！

古代地理书中，这类错误极少，真是无法枚举……

所以研究一个时代或朝代，至少要懂三个时代或朝代，研究两个项链管的朝代，就要懂得四个朝代，如此类推。

第一，史学本身的博通。······第二，史学以外的博通，也可以说是旁通，主要是指各种社会科学。

此时以后，自不免特别留意与自己意见相契合的证据，也就是能支持自己意见的证据；但切要记着，同时更须注意与自己意见相反的证据。······换言之，要注意关于这个问题的所有各方面的史料，不能只留意有利于自己意见的史料，更不能任意的抽出几条有利于自己意见的史料。

此外我还有个想法，青年时代，应做小问题，但要小题大做；中年时代，要做大问题，并且要大题大做；老年时代，应做大问题，但不得已可大题小做。

我相信这个社会虽然不是绝对的公平，但还是有相当公平的，真正能先充实自己，做人正常，大都不会被埋没。

做学问要想有较高成就，最好能先有抱负、有信心、有计划，这是努力途径的起点。

慢工诚然不一定能出细货，但细货必定出于慢工，草率抢工完成的东西，决不会好。

个人以为，要想在学术上有较大成就，尤其是史学，若只是在学术工作本身下功夫，还嫌不够，尤当从日常生活与人生修养方面锻炼自己，成为一个坚强纯净的“学术人”。想达成这一目标，须要真能做到： 工作随时努力， 生活随遇而安。

要想在学术上有相当成就，第一必须有健康的身心——身体健康与心理健康。

······因为研究工作就是要找出新的结论，新的概念，既然结论和概念都已有了，何须再要研究？这种工作要说有意义，那只是用来巩固什么主义思想的权威性。

严耕望(1916-1996),字归田,安徽桐城人,著名历史学家。1941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学系。曾任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人、耶鲁大学客座教授等职,1970年当选为中研院院士。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中古政治制度及历史地理,著有《两汉太守刺史表》《唐仆尚丞郎表》、《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甲部、乙部)、《唐史研究丛稿》、《唐代交通图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