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思想的演进

所谓属于自己时代的人，就是被当时的需要和倾向所主宰的人，而这些人总是有所偏颇的，会在明天被他人所取代。结果便是各种各样的冲突和革命，唯一的作用就是妨害了进化的稳定进程。我们需要去理解的，不是属于自己的时刻的人，不是被我们感受时处在某个特定时点的人，也不是像我们一样受一时的需要和激情所影响的人，而是处在贯穿时间的整体性当中的人。

当一个权威团体，不管是哪一个处在权威地位上的团体，满脑子想的就是要实行严格的管制，当它倾向于让一切都遵从一种单一的规范，那么，对于任何不符合规则的东西，对于任何出自一时之念或大胆想象的东西，它都会产生一种本能的厌恶。任何有可能扰乱自有秩序的事情，都像是一件丢脸的事情，必须予以避免。

实际上，问题显得那么复杂，以至任何过于激进的解决办法都必然会激起合情合理的怀疑。……我们不能不看到，事实上，要一群孩子聚在一起学习，所需要的不单单是思想上一定程度的同质性；还需要一定程度的道德统一，需要观念与情感上的某种一致，就好像一种小规模的集体心智。但是，……如果同一群学生彼此之间不能够保持充分而持续的接触，如果他们不接受同样的练习，如果他们不和同一个人挂钩，受到同样的影响，如果他们不过着同样一种生活，如果他们不呼吸同样一种道德空气，那么，共同体的精神也就不复存在了。

我们将要去研究它，描绘它，并且尽我们所能去说明它。然后，我们将一步接一步地追随它所历经的、与社会本身的变化同步的一系列变化，直至最终达到我们当前的处境。这必须是我们的终点，而不是我们的起点；沿着这条道路走下来，我们会到达今日的处境，到了这个时候，今日的处境将会沐浴在一种新的光芒中，与我们原本用来观看它的光芒有相当的不同，否则，我们会立刻彻底忘却自己，毫无保留地投向我们时代的激情与偏见。

显然，我们所关心的并不在于对教育理论的考古学做学究式的考察：即便我们离现在而去，最终的目标也还是要重新回来的；即便我们远离了现在，也只是为了更好地看清它，更好地理解它。但事实上，现在始终不会逃出我们的视线。它是我们始终趋向的目标，在我们前进的过程中，它会逐步地凸显出来。说到底，只有在过去当中，才能找到组成现在的各个部分，有鉴于此，历史倘若不是对现在的分析，又能是什么呢？正是因为这一点，我相信，对于研究教育的学生来讲，接下来的历史研究会有莫大的价值。

对于自己缺乏什么，我们的觉察总会非常强烈；因此，这种觉察往往拒绝去认识其他一切，将它们统统逐入阴影之中，以此使自己在我们的意识当中占据过分重要的位置。它成了我们的欲望中独一无二的对象，在我们看来成了至高无上的唯一价值，其他一切都必须从属于这个理念。尽管如此，真实的情况却是，根据这一标准算是我们缺乏的东西，并不比我们已经拥有的东西更为根本，甚至还有所不及。因此，为了满足我们那些一时兴起、较不重要的需要，我们不得不去牺牲真正根本和关键的迫切需要。

希腊开始是对自然和宇宙进行哲学化的思考，只是在比较靠后的阶段，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那里，才绕到了对人的思维的思辨。与此不同，中世纪一开始就是径直探讨思维问题，并且是从它最具形式性和抽象性的一面入手，让思维成为自身思考与讲授的素材。如果在我们看来，这段时期对古代的文学之美不屑一顾，那么也不只是因为狂热的反传统崇拜甚至纯属缺乏文化修养，而是因为整个时期的取向很不相同。

在中世纪的生活里，自然的、本质上的桀警难驯是种内在固有的性情，就好像在任何尚未足够发达的文明中一样保持避免过度的习惯，学会适度的品位，能够自我控制、自我约束，人身上的这样一些特征，都是只有当人类在一种文化中浸淫了数百年，服从一种严格的纪律，才能够体现得出来的。

教育的转型始终是社会转型的结果与征候，要从社会转型的角度入手来说明教育的转型。要想让一个民族在一个特定的时间环节上感受到改变教育体系的需要，就必须有新的观念、新的需要为浮现出来，使此前的体系再也无法满足需要。这些需要与观念本身也不是说凭空产生的；如果说它们在被忽视了数百年后，突然一下子进入了人类意识的最前沿，那么中间过渡期必然会出现某种变化，上述需要与观念就是这种变化的表达。

语言是人类思想中一种整合得非常好的成分。思想固然是语言的前提条件，但在同样的程度上，也是语言才使得思想成为可能。

关于语言的研究如果筹措得当，也就是在研究思想本身。

就文明而言，当各个共同体中积聚起一种活力，一心想要找到一个出口，找到某些消耗自己的手段，与此同时却又不存在任何非解决不可的迫切之事，能够理直气壮的吸纳这种活力，恰恰要到这样的时候，会出现一个文明富有创造性的年代。

他和他的时代并肩而立，使他不仅体会到了探究的激情，也最终体会到了怀疑的折磨。

一句话，在基督教看来，教学必须起到教育的作用。而除非教学是百科全书式的，否则它就无法起到教育的作用。

教育的形态起初之所以会完全是形式性的，这一过程中自有其逻辑上的必然性。

所以执教权和就职礼（这是博士学位的最初形式）是两个必不可少的阶段，是立志从教者在真正成为二名从业教师之前，需要依次通过的两级学位。

国家要想牢固地确立自身，原本不需要发动如此广泛的整齐化运动，无须破坏国家中等教育中所有的多样性，也无须成为惟一主要的社会组织形式。总是，我们原本无须走得那么远，把生命搞成这些非人化框架的囚徒，也可以成为一个道德上、政治上统合一体的民族。

现在我们可以可以看到，考试与学位为什么在古代和中世纪早期还不为人所知。这是因为，只有当教师们不再各位为战地讲学，而是自发地组成法团，并且认识到发团自身的身分，遵从共同的法则，才能出现这样的观念。

在欧洲社会里，尽管教育力图成为百科全书式的，但是，它从一开始就具有彻底的形式性。

在加洛林时代的学校里，教育的目标是输导对于把握世界的思想的理解，而不是对于世界本身的理解；是微观世界，而不是宏观世界。

实验性推理就该取代辩证法，这桩事实是一种完全自然的发展过程，因为前者本身也是一种辩证法，只不过是一种客观的辩证法。正如辩证法在于意见之间的一种系统对照，实验性推理就在于事实之间的一种系统对照。

而此时，终于第一次出现了一种新型的课程体系观念，它的宗旨不是要用形式性的思维体操来训练头脑，而是要滋养头脑，丰富头脑，赋予它某种质料。

在他们看来，在知识的所有形式之中，各种层次之上，都具有某种本质上善好的东西。需要的并不是了解什么东西有助于达成这样那样的宗旨，或者说有助于发展智力、陶冶生活；他们渴求的是纯粹的知识，只不过越多越好。任何无知都是不好的，任何知识都是好的。

除非人尽可能地拓展自己的知识王国，除非他将自己的自觉意识拓展到包容下整个世界，否则他就不能真正地实现自己的自然本性。理智在欢欣之中发现自己占有了真理，只有在这种欢欣当中，他才能享受到真正的、绝对的欢乐。他应当从知识的醺醉所带来的欢娱之中，寻求至福的境界。

要教会年轻人用一种纯正而典雅的风格写作，惟一的办法就是让他们尽可能亲近地沉浸在伟大的文学作品当中，让那些作品充当楷模，让持续的接触培养起他们的品味。而在16世纪，惟一符合这些条件的语言就是古典语言。

重要的问题不在于灌输给他大量芜杂的知识，而是要培养他的品味。

艺术能够掩饰自身的不足，甚至连自己也受此蒙蔽，这更加剧了它所能造成的祸害，因为它可以选择道德本身作为自己创造的基本对象，以理想化的方式向我们展现什么是道德高尚，从而使我们在想像之中过着这样一种生活，拥有了真正的道德生活的种种外在表现，惟一的差别在于，在这种情况下，它完全是一种虚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