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帝国形成史论

作者:谷川道雄

分类: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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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帝国形成史论内容简介

本书是以一个较为完整而系统的形式,将我从1958年到1969年发表的有关五胡北朝史的一系列论文加以编修而成的。在整个编修过程中,论文题目以及内容较之原文都作了一些修订,其中几篇还进行了大幅度缩减。此外,为了使各编各章之间的关系更加明确,又重新增加了一些章节。不过这些修改工作尽量限定在技术上,而不致使其影响全书的主旨。 通过一定的排列来看这十年间写成的文章,就会发现内容涉及五部北朝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阶段,关注的问题大都集中于政治史,书名或许叫五胡北朝政治史更为妥帖。但之所以没有这样做,是因为推动上述研究的我自己的学问志趣与隋唐帝国的形成问题密切相连接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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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末期包括以下各类士兵: (1)以鲜卑族为主体的贵族子弟。 (2)汉人豪族子弟。 (3)流放罪人。 (4)高车、柔然等部族降民。

针对这些意见,曾向侯莫陈悦请求埋葬上司贺拔岳遗骸的赵贵(武川镇出身)则提议迎夏州刺史宇文泰,赫连达对此表示支持。不论朝廷还是贺拔胜,无论其具有多大的权威,由于远隔他处,都解决不了现在这种紧迫的状况。

以上经过十分清楚地显示出西魏政权的核心是宇文泰所率的关陇军。也就是说,当贺拔岳余众推戴“同类”的宇文泰并成为一支独立的力量时,实际上也就迈出了关陇政权形成的第一步。这一事件对后来的周、隋、唐政权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以上经过十分清楚的显示出西魏政权的核心是宇文泰所率的关陇军。也就是说,当贺拔岳旧部推戴“同类”的宇文泰并成为一支独立的力量时,实际上也就迈出了关陇政权形成的第一步。而这一事件对后来的周,隋,唐政权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北魏王朝采取门阀贵族制,其影响及于北方诸镇之内,使得本为北魏“国志肺腑”的镇将与镇兵形成了一种府主与府户的领民关系。要脱离这一关系,除却贿赂别无他法。

苻登供奉着苻坚的神主牌位参加战斗,每逢出战或者他事,都要在牌位前禀告,久之成习。将士们为其所感,在铠甲上刻“死休”二字,拼死搏杀。

苻坚的道德主义在其当政的所有方面都得到了实践。

那些被称为寒门者,还无法依靠自己的力量提高地位并与豪族势力发生冲突。他们只是把豪族之间的矛盾或豪族势力与君主权的矛盾(这是豪族之间矛盾的变型)所产生的缝隙,作为提高自己地位的机会。

偶尔目击这次事件的高欢由此确信魏朝的瓦解已不可挽回,这一故事为大家所熟知。

叛乱一直持续到530年,才大致被平定。这时北魏朝廷的实权,已落入天光一族的尔朱荣手里。孝庄帝为挽回朝权,诛杀尔朱荣,天光急忙赶赴洛阳,将西方军事委托给部将。在互相斗争中,最后是宇文泰取得了霸权(西魏)。

第三阶段是高欢和宇文泰利用前阶段的对抗关系,树立各自政权的过程。

苻坚忿恨之余,责骂慕容暐“卿欲去者,朕当相资。卿之宗族,可谓人面兽心”,应该说,这也是对自己的宽大态度受到背弃时的一种失望感。此时慕容暐“口头流血,涕泣陈谢”,于是——(又原谅了)

苻坚的宽大并不只限于此,当慕容冲占领阿房宫逼近长安时,苻坚甚至还在考虑出席慕容暐两个儿子的婚礼。所谓婚礼,实际上是慕容暐为策动长安城内的鲜卑人杀害苻坚而施的一计。至此,苻坚才杀慕容暐父子、宗族以及千余鲜卑人。

但叛乱者难道真的是“人面兽心”吗?……也就是拒绝在苻坚苦境时落井下石。从以上经过来看,从感情上仍在制约着他们的行动。

但被人们寄予革新期望尔朱氏还未按照新的原理建立国家就灭亡了,处于同样历史课题之下而相互争霸的是高欢和宇文泰,

我们看到,民众叛乱不仅使北魏政权出现衰退,在另一方面还使各种自立的势力得以产生。华北统一政权为此分裂为几种政治势力。其时,人们对于应加入那一个势力必须做出抉择。

一般来说,豪侠的特质又在哪里呢?如高昂的豪言壮语显示的那样,他们是一群不再依靠趋于烦琐的学问以及既成社会政治地位,也不再依靠传统政权的各项制度,而是相信自己的力量,并且在尝试运用这种力量实现自己愿望的一群人。在政治秩序出现混乱,政府已经失去收拾局势的能力时,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力量恢复秩序。可以说,正是这一现实的形式使他们感到了自信。

北魏末期的一个倾向是门阀子弟喜好京官,忌避为郡县守令。比起做乡村的朴实领导者,他们更崇尚首都那华美的宫廷生活。尽管平时有着许多豪言壮语,但当战乱纷起,被任命为一军之将出征时,他们却个个束手无策。尔朱荣最终决心残杀朝士,据说就是因为这些都市贵族的软弱性以及骄慢曾经刺激过他之故。

以乡村为背景,希望利用自己的力量来克服危局的望族出身者作为一种类型,暂且称之为“豪侠”,而与之相对的贵族形象却可以用“浮华”之语来形容。

519年,北魏张彝父子谋划排斥军士于清流官之外,为此引发羽林军暴动。高欢此时在洛阳,当看到朝廷对此事的处置犹豫不决时,深感北魏气数已尽,返镇后即投家财筹措人马。对于他这一大散家财的行为,周围人颇觉奇怪,高欢于是告以羽林军哗变事,并云:“为政若此,事可知也。财务岂可常守邪?”(《北齐书》《神武帝纪上》)

高欢预见到整个事态正面临着不可收拾的局面,还预见到社会矛盾的爆发所掀起的波涛会顷刻间吞噬掉自己微弱的财产及地位。此刻他似乎已下定决心:与其固守现状,不如乘这股波涛奋起一搏。“澄清天下之志”,这即是史书对他当时心境的描述。

他们看到杜洛周没有成功的希望,于是便策谋杀洛周,失败后仓皇逃得性命。

就这样,从只有几人的“同志”开始,高欢政权逐渐发展成为涵盖北镇反民,汉人贵族等广大社会阶层的一大势力。

上述问题同时还关系到高澄作为霸王的资质问题。父亲高欢作为武将的最高统帅,威权极盛,其在世,就连侯景也不敢妄动。但是,高澄仅为高欢的下一代,资望未抚。为弥补这一弱点,高澄经常参加征战,意在获取霸王之资。

在此情况下,高德政渐生畏惧,装病于佛寺,可是当接到调任冀州刺史之令时不禁一跃而起,于是以对皇帝装病为由被杀。

当权威没有相应的实质而迈向绝对化时,为了弥补这二者之间的空隙必须做出种种努力。但是急造的权威苍白而无力,它导致的只是权威保持者的焦躁和愤懑。

高欢劝说尔朱荣行朝政、预朝事的手段,是除去左右北魏政权的胡太后一派。胡太后及其党羽代表的其实正是北魏贵族制中最颓废的部分,因此,高欢的进言指出了新秩序的建设方法。

所谓新秩序建设者的使命就是在镇压内乱的同时,必须对引发内乱的体制加以改革。问题在于实行什么样的改革。

尔朱氏就这样失去了新秩序的创造者的资格,同时这也就为高欢的胜利铺平了道路。高欢成功的原因是从尔朱氏手下骗得旧内乱民信从并使其发挥武力作用,此点常被研究者所提及。

对其加以掌握,使其军事能力为己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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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谷川道雄

谷川道雄

谷川道雄,日本京都大学名誉教授。继内藤湖南、京崎市定后日本研究魏晋隋唐史的第三代领军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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