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七十年

在我国冗长的历史里，外患往往是偶发的，而内乱多为历史的必然。盖我国传统的外患多半来自边疆少数民族。边疆少数民族能否问鼎中原，则决定于两种因素，第一要看它本身有无入侵的能力；第二要看中原上国有否给它问鼎的机会。二者的凑合是难得的，也是偶然的。这一难得与偶然事实上也适用于现代西方帝国主义之入侵。

我想如果我是晚清时代的失地农民，严新如果是白莲教的老头子，那我一定会跟他去“造反”。他如果被“招安”了，要替叶赫那拉老太太搞“扶清灭洋”，那我也会跟随到底的。

广西在人文和自然环境上还有一个有趣的特点。那便是自梧州上溯，凡住于西江流域的人民都说“粤语”；而住于桂江两岸的，则说“桂林官话”。说这两种不同语言的也难免尤其不同的畛域观念。

西哲有言曰：制度者，智慧与机遇之联合产儿也。有“智慧”无“机运”，则哲学家之幻想也；纸上谈兵也。“机运”未到，便“躐等”而行之，那往往就变成“先知先觉”的烈士。我国近代史上的“烈士”何止万千。台湾的雷震先生便是最近的一位。他的“智慧”和他应该有的“机运”，时间差距，不过二十年耳。再从另一方向看，如有“机运”而无“智慧”；身在其位，而识见不能谋其政，则误国误民，问题就大了。

自江西瑞金突围“长征”时，追逃双方所运用的，还是这一传统公式。追的“中央军”和逃的“红军”，相距往往只是“一日之程”。在红军过境之处，指挥官军堵剿的地方将领如湖南何键、广东陈济棠、广西李白、云南龙云、四川刘湘、西北诸马......都只守不堵，“chifei”过境而去，便皆大欢喜。倒楣的是我们那位不失赤子之心的少帅张学良。他少不经事，奉命堵剿，便真的去直撄其锋，既堵且剿。因为犯了兵家大忌，弄得丢盔卸甲，“得不到补充”而牢骚满腹。少帅那时如已开始研究《明史》，读一篇《张献忠传》，就不会吃那个大亏了。

搞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卢梭说：有权力者，如不加以限制，无不滥用其权的。他的后辈韦伯说：无限制权力，无限制腐化。都是根据实质观察的结论。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智慧的重要结晶之一。但是搞他个一知半解，便从而专政之，那就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悲剧；如果政权再抓到渣滓普罗手里，那就更要火上加油。其为害实有甚于封建，不信且看四人帮。诸位试思：如果王洪文做了东王，他会不会玩这两条大灯笼、讨五十四位太太呢？——洪文不会吗？但是周恩来做了东王，他会不会呢？你把老周杀掉，他也不会搞出这种bad taste。

所有革命造反的团体，其中都以幼童组织，最为激烈、最为忠心、最为厉害，也是最为残酷的。中共长征时的“红小鬼”；文革时的红卫兵，都是这一类。

不才老朽，如果是毛毛的博士论文导师，为着达到“国际水平”，我就劝她把这一段引文“划掉“。因为那是一段“狗皮膏药”、“废话”、“党八股“。毛毛呀！从文学观点、史学观点来说，还是您贵老爸的三字经“跟着走”，最传神、最真切，也是最有价值的“第一手资料”，应该打一百分。

张学良将军告诉我说：“纵是日本人之中也有好人的。”正是这话。办外交是艺术，哪可一竿打翻一条船。

据说彭德怀打完韩战归来，立刻就以国防部长身分，下令解散中南海文工团，他的理由是：「今天还能搞三官六院？」这就是彭张飞，不如周管仲了。须知，咱中国从君主转民主，这个「转型」还没有转干净嘛！我们的主席，至少还是半个皇帝，甚或是一个半皇帝呢！皇帝犹存，你彭老总怎能「躐等」去废除帝制政体中最重要的制度，所谓三宫六院呢？……试问哪个有权力的大男人，包括克林顿大总统，不想搞三官六院，其不搞者，是不能也，非不为也。

美驻韩公使孚特(Lucius H.Foote)向不承认中韩之间有什么鸟“宗藩关系”。因此他一有机会便要质问：“袁世凯算老几？”这时孚特的态度是绝对亲日的。他倒不是要把朝鲜送给日本人做殖民地。他主要是讨厌在朝鲜以主人自居的“中国人”。“中国人在朝鲜算老几？”这才是决定美国人对中韩关系的基本要素——其情况与今日如出一辙，真是“历史比小说更有趣”。

我们有个两千年不变的文化定型。但是这个“定型”在鸦片战争后。维持不下去了。它要“转型”。“转型”从“变”开始。它从“千年不变”，忽然弄得“十年一变“。连变二十变。穷则变、变则通。变它两百年，变出一个新的“定型”来。然后它又可以千年不变了。 或问：这新的定型是什么个模式呢？曰：吾不能确知也。它将是全民族的智慧、经验和血泪，通过两百年的“历史三峡”，慢慢熬出来的。等它熬出来之后，足下自会恍然大悟也。

朋友们相信吗？后来在“一二八”、“八一三”期间，我们在吴淞口大炮台上，放得震天价响的开花大炮，都还是逊清末叶的曾文正、李文忠装上去的呢！

自牡丹社事件之后，1875年9月日人又在朝鲜制造“江华岛事件“，迫令朝鲜断绝与大清宗藩关系，并与日本订立条约。

今日青少年读者哪里知其详？然吾辈老头过来人，回首当年，固知除我辈当时青少年的学生和军人，喊口号出诸肺腑之外，有几个官僚政客党官和失意文人（除掉“少不更事”后来坐了五十年大牢的张少帅），有几个喊抗日口号，不是为着“倒蒋”（或捣蒋）？——出难题让老蒋过不去呢！“不可战而战，以亡其国......”（陈布雷有名的八股巨著）；先亡老蒋，让大家都出口气再说。

回看“甲午”（1894），则这一战是败得太惨了。它也是大清帝国最后崩溃的关键所在。

这一战，当然李翁二公皆责无旁贷。不过，他二人究竟只是两个个体人物。英雄未始不可造时势。但在那个排山倒海、文化转型的客观潮流中，少数个体英雄，就不能使“历史三峡”改道！ 关于历史三峡的具体情况，“身在此山中”的峡中舵手、艄公不知也。但是百余年后的历史学家，乘着小飞机，于巫山十二峰之上，飞来飞去，俯瞰江流山势，就一目了然了。

鸦片战争时，道光皇帝之上谕，及英法联军时，咸丰皇帝之上谕，其后再看甲午战争时，光绪皇帝之上谕，发现他们祖孙三人，应付此三次严重之外战的心态发展，简直如出一辙。

伯谦之死，是军中无法，未经过“公平审判”也。人主红笔一勾，小臣人头落地，中古干法也。以中古帝王办法，打现代国际战争，宜其全军尽墨也。在下落笔万言，未闻一枪，私衷所欲阐明者，旨在斯乎？！

在近代世界社会转型史中，日本转得最快。1868年明治维新后，不出一代，日本便已跻身世界先进强权之列。这可能是维新前，日本的封建制度与中古欧洲封建制的“形态”甚为接近，因此日本一旦实行“欧化”，则社会发展程序若干符契，所以就一鸣惊人了；另一点则是岛居小邦的关系。西方的现代化，尤其是经济起飞，都是从小邦开始实行的（而现在又逐渐走向大型的经济联邦）；美国独立之初不也是十三个小邦的联邦吗？亚洲的“四条小龙”还不是四个“小邦“？

康祖詒在广州府连考了三次，到十六岁时才搞了个“秀才”头衔。注意：比康较早的洪秀全就在同一个科场中考秀才，三战三北，才发疯去见上帝的。LOL ：）

今文学之所以能独霸两汉四百年的道理，实在是“政治挂帅”有以致之。它既变成政客党棍的衣食父母、利禄工具、则今文学便和现在的“毛选”等等一样，也就离学术愈来愈远了。

因为他们得天独厚，家庭影响深远；教育最好，知道旧政权的内幕最真切，接受新思想也最快。他们如果不流于吃喝嫖赌、贪赃枉法而有心为国为民，他们往往是传统中国里，最精彩的接班集团或进步改革人士，甚至是造老子反的地下革命头头。

在这种母后专政的压制之下做儿皇帝，最好的方式便是作个鞠躬尽瘁的诸葛亮，或勤政而不揽权的周恩来。要有野心，则做个日积月累，奉命操劳，慢慢培植自己肱股的蒋经国，以待天降大任。接班人富于春秋，水到渠成，是急不得的。最下策则是做个荒淫酒色的昏君，也可避祸。如迫不及待，搞林 彪 式的政变，那就误己误国了。

蒋做了数任“”国府主席”，但那都是国民党以党治国期中中常委指派的。后来行宪了，当了国家元首的“第一任总统”。搞历史的不能说蒋总统不合法。他们只能说：“国家者，土地、人民、主权三要素之组合也。”在那戡乱未了时期，三元素一样不全，那行宪总统也就不是三全总统了。

清朝末年，一些人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体”好比我们的总路线，那时不能变的。西学的“体”不能用。民主共和国的“体”也不能用。“天赋人权”、“天演论”也不能用。只能用西方的技术。当然，“天赋人权”也是一种错误的思想。什么“天赋人权”？还不是“人”赋“人权”。我们这些人的权是天赋的吗？我们的权是老百姓赋予的，首先是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赋予的。

若据此一知半解的标语政治学，一朝得志，便号令天下，怎能不误尽苍生？他的英文老师章小姐都该打烂屁股。教不严、师之惰也。把right和power都弄不清楚，而谬释典籍，怎能不误国误己呢？ 吾人啜茗独坐，民国史一卷在手，褒贬之间，欲把袁、M二公比较一番，则上述对待臭老九的态度，恐怕是他二人最大的区别了。

其为培养经国二世，把康泽变成共俘，又驱逐CC，气死黄埔头会主席。最后搞个于右任、吴三连（谐音），君主而不立宪，不也是个皇帝？！

越南在前清嘉庆时代，初告统一，乃向宗邦大清政府申请以“南越”为藩属国国号。南越为古代大国，占地甚广，嘉庆帝恐其借口侵略邻邦，乃反勾其名，成为越南。亦为区域和平着想也。 总之，我们东方文明在人类历史上，也曾撑过半边天，汉家自有法度。只不幸这种旧法度在鸦片战后，在西方文明挑战之下，已不能继续存在。冲击于“历史三峡”之中，随波逐流，它就非“转型”不可了。

胡适之先生也曾告诉过我说，周氏兄弟了不起，因为他们是留日学生中“极少数”能念日文、说日语，“还能用日文写信的”。胡汉民、汪精卫、吴稚晖等党国元老，也算是留日学生，却一句日语也不会说。 以上说的还是文科生；武科学生就更不必谈了。但是不论他们学的是怎样的二百五，一旦回国搞起“新军”来，那可就神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