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的经线

在‘民族国家’未形成之前，甚至连所谓的共同记忆都不会有，而透过选择与剔除过程的‘共同过去’，正是民族国家形成的混凝土。

历史是一个共同回忆，其组成有一个系谱之线索可寻，这个系谱是一连串的叙事，而叙事往往是混合语。

在辛亥前后，孙中山派、黄兴派的群众基础都不广，也不具全国级领袖的分量。武昌起义并非同盟会所组织，事发后，孙阅美国报纸才获悉。清朝政府之垮台，是由于南方各省咨议局的立宪派倒龙一一这些人思想上乃梁启超一路，皆非信念上的共和派，实有感于清朝政府之无可救药。因此，辛亥革命不是革命党夺取政权，而是南方各省纷纷对北京宣布“独立”。

在这个意义下，每一次对史迹的重新叙述都是一次新“发明”。这类“发明”并非对原史迹的扭曲，而毋宁是它的生命还没终止的表示，他是一个还没有完成的认识对象。

这实在可以替“历史知识的基础是什么”提供一个嘲讽式的答案：凡是不存在于历史学家意识里的，就是没发生过的。

在此期间，维新派提倡的不是民族主义而是黄色种族主义。梁启超于1897年6月写道：“"彼夫印度之不昌，限于种也。凡黑色、红色、棕色之种人，其血管中之微生物，与其脑之角度，皆视白人相去悬殊。惟黄之与白，殆不甚远。故白人所能之事，黄人无不能者。日本之规肖西法，其明效也。日本之种，本出于我国。

法国大革命之具备发挥民族思想之功能似乎乃激进派共识。早在1903年，同盟会成立以前，留日学生杂志《浙江潮》已有文章指出“民族主义”乃“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之产物。

这几乎是拿整部法国革命史一一从1789年的大革命，到拿破仑称帝、到王政复辟、到1830年的革命、到奥尔良王朝、到1848年革命，再到拿破仑三世称帝，最后到第二帝国的收场一一作为中国革命的借鉴

它因此发展了严密的组织、一支新军、一个新的纪律，新军成为党的一部分，而党则成为军的导师、灵魂和头脑，党与军其实是二位一体，部队里每一个单位都设立党代表，另一方面，整个党也多少处于军事纪律底下。

洪的研究对象是五四时代的民间文学运动。在转向西方的同时，新文化运动也发现了中国“民间”。中国现代的民俗研究始于清末居华的洋入，因为民间的东西在士大夫传统中地位一向很低微。五四时代的白话文革命则令民间文学于一夜之间身价百倍。在1918年，北大成立了歌谣征集处，至1920年又扩充为歌谣研究会。这个小组包括刘复、顾颉刚、常惠、胡适、周作人，在1922年开始出版会。

阿尔志跋绥天这个作家如今已被遗忘，但鲁迅20年代上半期的一系列重要著作都是受他启发的。他创作的绥惠略夫“这一类人物的运命……是要救群众，而反被群众所迫害，终至于成了单身，愤激之余，一转而仇视一切”，正是这时期鲁迅笔下主角人物的写照，例如1920年的《头发的故事》，1921年的《故乡》，1924年的《在酒楼上》，1925年的《孤独者》，等等。

验命题，它毋宁是一种形式范畴，如真善美焉。但康德在将“美”定义为既非认知又非伦理制约，它就变成了全无功利性，盖求真与求善都含功利性，“唯独美之判断之基础只是一种形式的目的性，即没有目的之目的性（apur- posiveness without an end），它完全独立于善的表象，盖后者设定一个客观的目的性，…

在这里，很吊诡地，王氏附和了哈特曼“不放弃对幸福之憧，才不至迷失了全人类涅槃的导向”之命题。《红楼梦》一书引起哀愁的力量（ pathos）正在于它以此终极解脱为奋斗目标。然而，姑勿论哈特曼“大宇宙之解脱”比叔本华的“小宇宙之解脱（物我两忘的审美）”来得根本，却并非是哈特曼而是叔本华给王国维提供了美学。

鲁迅在1930年3月2日“左联"成立大会上致词，即警告文艺作家们不要以为革命后情况会对他们更有利：“因为实际上決不会有这种事，恐怕那时比现在还要苦，俄国革命后一两年的情形便是例子。如果不明白这情形，也容易变成'右翼。事实上，劳动者大众，“…也决不会特别看重知识阶级者的。”@这段告诫知识分子的话，是否有弦外之音？如果用后来“文革”时代的标准去衡量，鲁迅是在“讲黑话

从中国人对“心理”（ psyche）之视而不见，可推论出他们对个人下定义是强调社会语境多于私人状态。“最后的儒家”梁漱溟在他的最近一本书中非难西方心理学过分强调“个人”，并提出他的反命题： 是故讲到人心必于人生求之。而讲到人生又不可有见于个体，无见于群体。……[后者」可统称为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