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卡夫卡到昆德拉

作者:吴晓东

分类: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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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卡夫卡到昆德拉内容简介

回顾刚刚逝去的20世纪文学,冠以经典的盖棺论定或许言之尚早。但吴晓东在经大讲坛上推崇的从卡夫卡到昆德拉这九位小说家,却无疑称得上大师;他在课堂上选作阐释分析对象的九篇作品也已经或终将被证明为不朽。因此,吴晓东对他心仪小说家的独具慧眼的研究、对他欣赏 小说的别有会心的解读,不失为一种对20世纪现代派文学的回顾和盘点。虽然作者无意经营小说史的契约,但其宏阔视野却有助于我们对百年文学脉络的整体关照和把握,进而领悟已经过去的这个“人类有史以来最复杂的一个世纪”对小说家及小说形式的深层影响,以及为什么20世纪的小说令人感到“阅读不再是一种消遣和享受;阅读已成为严肃的甚至痛苦的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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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门摘录

正像博尔赫斯所说的那样:“时间问题就是连续不断地失去时间,从不停止。”所谓人没有可能两次涉足同一条时间之河,也正是这个意思。但是,人的无奈之处在于,作为个体的人,其“存在”的本性是飘移的,难以界定的。我们的此在其实一无所有,只能凭借过去的经验、阅历、回忆这些既往的东西确定,此在的我拥有的现在时间只能是永远在流逝的瞬间,因此,只有过去的失去的时间才成为我们惟一感到切实的东西。但失去的时间却是虚幻的最大的根源,就是说,我们用来支撑自己的东西原来竟是已经失去了的永不复返的东西。

好像有一个藏匿处,有一个盲点,有某个东西,它从来不在那里,但话语又来自那里,这就是罗伯-格里耶。(福柯)

最恼人的嫉妒总是为那些可能发生的事而产生,而往往不是为了那些确实发生的事而嫉妒

‘我只想描写一个女人梳头的姿势’。嫉妒的主题在很久以后才出现,因为有人在观察,观察这个女人的特殊位置,从别墅的某个角度,从某扇窗子后面。但是在他动笔时肯定没有嫉妒这个主题,甚至没有讲故事的确切计划。

我是一个现实主义、客观的作家,我创造一个我不加判断的想象的世界,既不赞同也不谴责,但是我记下了作为基本现实的存在。

在小说的这个未来世界里,姿态和物件将在那里,而后才能成为‘某某东西’。此后它们还是在那里,坚硬、不变、永远存在,嘲笑自己的意义。

“荒诞”构成的就是事物的意义,也是“物化”世界的意义。“荒诞”这一著名的存在主义范畴其实仍然是对意义世界的呈现,它探讨的仍然是人与世界的关系、人在世界中的意义问题。所以《论小说的社会学》一书认为,《恶心》与《局外人》里因此保留着人道主义的观点。这些小说仍旧是表现“非存在”的作品,仍旧是对人的存在意义与价值的探问。而罗伯-格里耶显然走得更远,他干脆放逐了意义的维度:“然而世界既不是有意义的,也不是荒诞的。它存在着,如此而已”。

这些新的直喻并不能对我所观察的物件补充什么有分量的知识,但这时,物的世界倒会彻底被我的感情所浸透,以至它从此便可以容纳任何一种感情和任何一种特性。而我也会忘记,事实上感到悲哀或孤独的是我自己,而且只不过是我自己;我反而会把这些感情性的因素看做物质世界的深刻的现实,看作唯一值得我注意到现实。——罗伯-格里耶《自然、人道主义、悲剧》,《现代西方文论选》p320

语言的历史也堪称是隐喻的历史,如德里达就说,“暗喻表现了语言的本质可能性,即允许语言言说他者的可能性,在说某种其他事物的同时言说自身的可能性”。......在具有隐喻爱好的作家中,比喻总是脱口而出的,比如美国小说威廉·加斯曾说:“我喜爱隐喻就像有人喜爱秀。我用隐喻思考问题,我用隐喻感觉事物,而且还用隐喻进行观察。如果任何东西写出来是轻而易举,不期而至,且又往往是额外的,那就是隐喻。‘Like'跟在‘as’后面就像夜晚跟在白天后面”。......整部《圣经》都立足于“如同”一词。

虽然人和自然的分离无可挽回,但是暗地里发生的事是:对人的存在的了解总是借同物质实体的类比得来的。近现代思想虽然把人从自然中分离了出来,但同时它却还是试图按照物质实在来了解人。——《非理性的人》p229

反对隐喻最激烈的人却写出了《嫉妒》这样的隐喻小说,只能说明隐喻在文学中的本体性,它表达的意思在表层叙述中是无法获得的,只有穿透“表面小说”的“物化”世界的描述,才能领会它想表达的内容。这本身就是隐喻方式。就是说,“嫉妒”的主题在小说文字表层是表达不出的,我们只有把整部小说理解为一个庞大的喻体,它的隐喻的本体——“嫉妒”才能被我们体会到。......它的法文题目自身就可以看成是一个隐喻,喻体是“百叶窗”,本体是“嫉妒”。这说明了主观和客观其实是无法截然分开的。

任何体裁都有其无法逾越的作为媒介的边界。如小说不可能逾越文字媒介,而电影无法逾越摄相机镜头的视域等等。电影是有画框的,有画框就意味着有边缘,有临界线,有画框外的东西。

一个作者企图让读者相信她的主人公们都曾经实有其人,是毫无意义的。他们不是生于母亲的子宫,而是生于一种基本情境或一两个带激发性的词语。托马斯就是“Einmal ist keinmal(德国谚语,意为:只发生过一次的事就像从来没有发生过)这一说法的产物,特丽莎则产于胃里咕咕的低语声,于是,产生特丽莎的情境残酷地揭露出人类的一个基本经验,即心灵与肉体不可调和的两重性。”

“艺术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使人恢复对生活的感觉,就是为使人感受实物,使石头显出石头的质感。艺术的目的是要人感觉到事物,而不是仅仅知道事物。艺术的技巧就是使对象陌生,使形式变得困难,增加感觉的难度和时间的长度,因为感觉过程本身就是审美目的,必须设法延长。”

目的是有,道路却无;我们谓之路者,乃踌躇也。

T.S.艾略特写过一篇著名的文章《什么是经典作品》,他认为经典的最重要的标准就是“成熟”: 经典作品只可能出现在文明成熟的时候;语言及文学成熟的时候;它一定是成熟心智的产物。

一个象征的产生必须有两个平面,加缪说,一个平面是感觉的世界,一个平面是观念的世界。简单说,就是用具象表达抽象。具象与抽象是一个统一体,互为前提。比如,十字架象征基督。一出现十字架我们就知道它象征基督,而不会联想到它是农民立在田里吓唬鸟的。在这里,十字架的具体形式与它的象征物是一个不可割裂的统一体。宗教意义的产生正依赖于这种统一体的稳定。假如有一天,说十字架不再象征基督,它就是用来代替稻草人吓唬鸟的,那么整个西方的宗教释义就彻底垮掉了。人们再也无法表达大家普遍接受的超验与宗教性意义了。

这不是马原的问题,而是小说的可能性限度问题,这一例子告诉我们,任何体裁都有自己无法逾越的作为媒介的边界。如小说不可能逾越语言文字媒介,而电影无法逾越摄影机镜头的视域等等。电影是有画框的,有画框就意味着有边缘,有临界线,有画框外的东西。

而20世纪现代小说则不同,小说家大都认为生活是无序的,没有本质的,没有什么中心思想,甚至是荒诞的。小说不再是对生活、现实和历史某种本质的反映,它只是小说家的想象和虚构,按符号学大师罗兰·巴尔特的说法即是“弄虚作假”。罗兰·巴尔特的《符号学原理》一书的中译本在1989年以后,影响了中国一代知识分子。在这本书中,他说,“我愿把这种弄虚作假称作文学”,文学就是“用语言来弄虚作假和对语言弄虚作假”。

而且,每个历史阶段都会有基于当下的生存世界和现实境遇而产生的新的关注点,套用一句福柯的话,所谓重要的不是作品解释的年代,而是解释作品的年代。

但普洛普的最大贡献在于提出了小说叙事的“结构——功能”分析模式,其中暗含着小说叙事得以展开的动力基础,使人们不只欣赏一个个故事,也同时从故事背后提炼出了某些深层的叙事语法,这些叙事语法又构成了解读一种故事或小说类型的重要手段。譬如陈平原老师的《千古文人侠客梦》研究的就是武侠小说的类型,为武侠小说概括了四种深层语法:仗剑行侠、快意恩仇、笑傲江湖、浪迹天涯,使对武侠小说的评论超越了一般的印象式描述,从而成为学术。

有人说卡夫卡小说中的人物都是没有过去的,只剩下现在。而没有过去就意味没有历史,从而没有办法确定现在,所以想分析K的心理、性格都无从谈起。 《城堡》中的帮手和对手也是不确定的,小说中没有一个人是具体的对手,K不知要找谁战斗。但整个城堡和属下的村庄又都是阻挠他进入城堡的对手。他进入的是鲁迅式的“无物之阵”。

在时间上,前三章虽短,却占去了整个故事时间的一半,后十七章只占了另一半时间。库楚斯认为这种叙事方式和时间的演变十分重要,他得出的结论是:从情节段到对话的演变,说明K在现实中行动越来越少,K进入城堡的可能性也因此越来越小。而后半部分的时间演变更重要,说明在K和其他人物的时间意识中,当前的时间不断地在缩小,对话使K和对话者局限在现实的时间层面上,因此,未来的时间就显得日益遥远。库楚斯的最后的结论是:时间的演变说明小说故事越发展,K离他的追求的目标越远,而小说距离真正的结束也就越远。

我读这部分对话的基本感受是:小说的叙事者在很大程度上开始隐退,而小说基本上是由K与其他人物的对话来讲述的,叙事者功能削弱了,说明小说故事情节很难深入开展下去了。而以对话为主的主体地位说明小说中的每个人物都开始摆脱了叙事者的控制,在自我陈述和自白中成为一个主体,而在其他小说人物成为主体的同时,就消解 了K作为绝对主体的地位,大家互为主体,K没有优先性、优越性。

海德格尔认为一双旧鞋最能反映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的本质,反映人类的劳作以及人与物、人与土地的关系。一位农妇穿着这双鞋,在田地里劳动,在土地上行走,终于踏出了一条“田野里的小径”,这种“田野里的小径”是海德格尔最爱用的关于人类生活的象征,象征了人类怎样在无意义的物质世界留下自己的足迹,创造出不同于物质世界的东西,这就是意义,也是人类生存的目的。

杰姆逊说:“寓言的意思就是从思想观念的角度重新讲或再写一个故事。” …… 寓言的表层意义不是自足的,它总是指向另一个故事和意义。所以理论家说寓言所代表的不是它自己而是另一个故事,这和象征区分了开来。象征就是它所代表的东西,它本身是巨象和抽象的统一体,比如从十字架看到上帝并不是解释出来的,而是一个文化共同体内人们的共识。象征是自足的存在,而寓言则相反,它总是使作品主题关涉到外在于艺术品的各种对象,这就可能产生出多重的含义,而象征从具象到抽象的途径则是单一的。

这种未完成性是现代主义小说的重要特征,不仅仅指《城堡》没有结尾,而是指它最终无法获得总体意义图景和统一性的世界图式。

如果普鲁斯特当真以为他能精确地追寻到过去的时间,他就会成为一个浪漫主义者、乐观主义者,而与20世纪现代主义精神相异质。普鲁斯特毕竟是20世纪小说家,他禀赋的现代主义精神在于,他其实很清楚自己所追寻的东西的幻象性以及记忆大厦的乌托邦属性。

遗忘的范畴也就是死亡的范畴。

最终昆德拉仍消解了普鲁斯特所建构的人类最后一个神话,即关于记忆的神话。昆德拉所谓“一种博大的美感随着普鲁斯特离我们渐渐远去“,这种”博大的美“可能指的正式人类最后一个神话所蕴涵的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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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吴晓东

吴晓东

吴晓东,黑龙江省勃利县人。1984年至1994年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获博士学位。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大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主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1996年赴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担任共同研究者,1999年至2000年赴韩国梨花女子大学讲学,2003年至2005年赴日本神户大学讲学,2016年被聘为日本城西国际大学客座教授。2001年入选北京新世纪社会科学“百人工程”,2007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016年任北京大学人文特聘教授。著有:《阳光与苦难》《象征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史》(合著)、《记忆的神话》《20世纪外国文学专题》《镜花水月的世界》《从卡夫卡到昆德拉——20世纪的小说和小说家》《漫读经典》《文学的诗性之灯》《废名·桥》《二十世纪的诗心》《文学性的命运》《临水的纳蕤斯——中国现代派诗歌的艺术母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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