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视野中的中国学

不过我并不是要借中国基体论的名义来主张中国特殊轮，而是想通过摆脱始终影响着区分论和阶段论的既存进化史观，从中国的基体出发，重新回到原理上来，思考对于历史来说到底什么是进步，或者近代化到底是什么。

总而言之，中国的大同式近代比起个人自由更志向于总体的自由，而这种排除个人自由即私人自利的、反专制性质的总体自由，由于其排除个人私利的独特的共和原理，从而使民权主义不只停留在政治层面上，同时和经济上的总体的自由，即追求四亿人民总体的丰衣足食的民生主义联系在了一起，这是中国近代的一个重要特征。

我要重申的是，我并不是要否定这一阶段论假说（笔者按：指“洋务—变法—革命”的历史发展过程），只是希望，从事实出发不断对假说进行新的检验这一理所当然的工作能坚持进行。问题不在于假说正确与否，而是在各种论述中无一例外地被视为到达点的这一假说所具有的稳定性和无条件地依赖于这一稳定性的预设性，以及造成这些问题的战后中国近代研究的方法论或态度论。

日本的脱亚--兴亚只构成了对亚洲尤其是对中国的侵略，而在中国却不仅确立了亚洲自身的抵抗的主体，而且还诞生了社会主义中国。随着这一历史事实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我们眼前，战争责任、赎罪意识以及对于日本战后新的反中国政策的批判等要素也开始包含于日本内部的自我意识中，于是＂我们内部的中国＂逐渐被片面化，＂憧憬＂式的自我否定的构造也日益深化。

实际上大同思想不仅影响了孙文，而且还构成了中国共和思想的核心。

要言之，中国的近代原先就是以自身的前近代为母胎的，因此在其内部继承了中国前近代的历史特性。

大同式的近代不是通过＂个＂而是通过＂共＂把民生和民权联结在一起，构成一个同心圆，所以从一开始便是中国独特的、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近代。

促使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契机当中存在路线问题和权力问题的确是事实，但这并不是＂文革＂的本质，仅仅是＂文革＂的现象。毋宁说，造成这些现象的、中国固有的大同式的近代在历史结构上的种种矛盾才是我们必须透视但我。而我认为这才是＂文革＂的本质所在。

我认为，洋务运动是中华文明世界在被迫与欧洲文明世界相对抗的情况下，出于自身世界的败北的危机意识，在吸收异文明的同时试图利用异文明来保存、再生自身世界的运动；在内容上，是一场因自觉到民族以及王朝、国家、国民的危机而从引进军事技术、振兴机械工业、改革教育制度开始，直至变革政治体制的＂前所未有＂的运动；是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所有领域的广泛深入的运动。

再也没有比今天更需要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者从＂必须＂的束缚中解放自我，拥有自己的、历史家的眼光了。

＂封建＂这一概念大致包含了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一）作为制度论的封建，（二）作为时代区分论的封建；（三）历史发展阶段论中的封建；（四）生产关系论里的封建。

以上我们考察了明末清初至晚清的封建论，正如读者们所发现的，这里的封建论完全是一种（一）制度论。问题在于到底是什么地方被（四）生产关系论所取代呢？从结论来看，转换的契机来自于晚清从欧洲传来的（二）区分论和（三）发展阶段论。

把＂封建＂看做是皇帝、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对抗，或者认为宗法=封建从发展阶段论来看应该予以否定的观点是毛泽东等人从反地主、反宗法的农民革命实践这一＂现在＂的立场出发，为现在所需要的观点。在这种为＂现在＂服务的历史观当中，＂过去＂是以＂现在＂为光源、从＂现在＂单方向照射出的、为了服务于现在而被挑选出来的＂过去＂，所以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存在。

成立近代国家对日本和中国来说是为了保障自己不受欧洲侵略、维护独立，从别无选择这一点来说是被＂强制＂的结果，也可以说是欧洲以自己为模型制造出的一个并不令人满意的产物。

对于中国古代和中世的关心并非来源于对中国的关心，而是来源于日本内部的状况和心情，在日本内部的状况和心情里被解消了。

以中国为方法，就是以世界为目的。

以中国为方法的世界，就是把中国作为构成要素之一，把欧洲也作为构成要素之一的多元的世界。

（一）把中国作为一个单独的世界，从日本、世界的角度来加以相对化；（二）反过来说，通过自问自己作为一个日本人为什么要以中国为研究对象，把日本这一同样是单独的世界客观化，从中国乃至世界的角度加以相对化；（三）通过对各个对象的相对性认识，建立起多元的世界观。

从这一事例出发，原本应该把考察范围扩展到晚清中国错综复杂的形势，结果却把论点局限在了一个洋务派是否成功地＂创造了资本主义体制＂问题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在于方法论上。也就是说，正是某一个主题---在这里是洋务运动的资本主义化成功与否的主题---预先作为一种尺度来检验历史的方法论导致了上述问题。 换言之，这里采用的方法不是从历史的种种事实当中提炼出历史的轮廓和主题，而是沿着预先准备好的框架和主题来斟酌历史的种种事实。

中国由于其浓厚的在地性，甚至连＂忠国＂，其根本也在于＂安乡＂。

如果把洋务运动看作是一场通过引进异文明对自己的整个文明进行结构改革的运动，那么从林则徐开始，经过李鸿章、孙文、毛泽东，直到“文革”后的现在，可以说这场运动仍在进行之中，把这样一场文明运动狭隘地限定在政治体制的层面原本就令人匪夷所思。

在谈到迦太基、印加帝国的灭亡时恐怕谁都不会注意到的政治体制问题，为什么单单谈到清朝中国的存亡时会成为问题呢？

中华世界“千古”以来第一次在文明的层面遭到了来自连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其优越性的其他闻名世界的严重打击，这一世界史上的变动没有在一个广阔的视野中被充分理解。

但在中国的近代研究里一提到三纲五常就只会立刻出现拒绝反应，这也显示，在中国近现代思想研究者当中，中国的前近代还没有像日本的前近代那样被充分地历史化、相对化。

张之洞的反民权与其说是反对民权的原理，毋宁说是因为预想到了民权运动的棋手们的“文弱”、趁机利用“自主”口号的会匪头目等野心家的蠢蠢欲动。 在“文弱书生”最先成为牺牲品而“岂得度独安独活”这句话里，尽管透露了一位老人对血气方刚的青年“书生”的忧虑，但并没有丝毫的厌恶。 在张对六君子的牺牲保持沉默的态度当中，或许也隐含了他对六人的“轻举妄动”的一种批判，以及对于“轻举”——换言之，即年轻人特有的真率和执着——的一种心痛和难过。

并不是站在这一模式（现今——落后）的外部从完全不同的角度来进行否定，因此在方法论上仍然不够彻底。

日本只是将新的东西不断层层叠加而不做任何“构造”上的变革； 中国却以“构造”为抵抗而不断受挫，因为持续的挫折感而不断抵抗。

中国的大同世近代比起个人自由更志向于总体的自由。

再也没有比今天更需要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者从“必须”的束缚中解放自我，拥有自己的、历史学家的眼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