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命天子

偌大个北京城，清朝找不出一个懂英文的人。这事情的本身，就能透视出许多。

在专制社会中，统治者说的话字面上的疑似与实际要表达的意思经常有不小的差距。

法军认为此举“不文明”而拒绝参加。

在我们这个民族尚未强大到能够拒绝一切耻辱之前，千万不要用认为的整容术，来抹掉这一伤疤。 一个民族的历史，有过荣光，也会有耻辱。荣光使人兴奋，耻辱却让人沉思。我以为，一个沉思中的民族较其兴奋状态更具有力量。

衣锦食肥，美妾如云，皇帝享有人世间的一切荣华富贵，可他并不能享有其中的许多乐趣。他的身上负有着重大的责任——行为应当成为人世间的楷模，言论必须成为战无不胜的法宝。一个人要坚持一天两天，一月两月，都不困难。索性做一个昏君，谁也奈何他不得。可要想长年累月地做一个好皇帝，倒是一个苦差使。若在一个平常年代，一切还能过得去。可咸丰帝奕詝又特别命苦。他遇到了清朝立国以来从未有过的灾难。

1850年至1861年，咸丰帝奕詝当了11年的皇帝

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都一定会有一个最适合他的位子。如果能够找到它，占有它，那是人生的最幸。与此相反，一个人占有的位子，若不能充分发挥他的全部才能，那是一种痛苦。具有同样痛苦的是，一个人坐在其才力不逮却又下不来的位子上，除非他每日只是混日子过。若他有强烈的责任感，结果事事与愿望相违，那几乎是一种人生的自我折磨

一个民族的历史，有光荣，也有耻辱。光荣使人兴奋，耻辱却让人深思。我以为，后者更具有力量。

厘金是一种恶税 尽管厘金是商业的毒瘤，但对各省级财政来说，却是一大幸事。

同湘军一样，厘金的出现也非源于旨意，而是由统治集团内部由下而上地兴办的。它们的共同特点是：一、在清朝国家体制之外自创制度；二、朝廷的监控权很小。这显示了统治集团中某些个人的出色才华，也反衬出朝廷及整个官僚机器的无能无力。客观的 说来，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真想办一点事，依靠旧有的国家机器和行政关系几乎寸步难行，只能凭借某些个人的胆识、毅力和关系。遵制守法的结果，…，那必将一败涂地。要做非常之事，须靠非常之人，行非常之法。 非常一旦行久，又变成了正常

专制社会中，臣子的成功与否不在于其办事是否合理有效，而在于是否和与诸子的好恶，不必去谈什么客观效果。就这一点讲，揣摩君主的内心活动是臣子们的真功夫，是升官保管的秘诀。

有学无识。学问与才识从来不是等同的

飞鸟尽，良弓藏。

丧地事小，丧礼是大，这是咸丰帝心中称出来的份量。

9月21日，僧格林沁等部清军3万人与英法联军5000人再次大战于通州以南的八里桥，清军再次大败。

对于一个比自己强大国家的咄咄逼人的进迫，应当采取何种策略，从思想角度和政治角度来看是有区别的。前者强调正义性，后者强调可行性。作为一名政治家，耆英主和并不为错，这是他正确分析了敌强我弱的客观形势。耆英的错误不在于主和，而在于苟合，没有利用鸦片战争后的和平局面，从事革新，使自己国家变得强大起来。

9月22日，是咸豐帝至死不能忘記的日子，儘管上天給他的日子已經不多了。這一天，他離開了北京，離開了圓明園。野史中稱，但凡皇帝在圓明園乘舟時，岸上宮人必曼聲呼曰“安樂渡”，遞相呼喚，其聲不絕，直至御舟到達岸邊。咸豐帝出逃時，他的兒子也效法呼喊“安樂渡”。咸豐帝聽後感慨萬千，抱著他兒子說：“從今以後再也沒什麼安樂了”，言畢潸然淚下。

厘金与湘军，是咸丰一朝的两大变局。银与兵，是咸丰帝当政之初日夜焦虑耗尽心力的两件事。厘金和湘军正是应朝廷之急而生，可以说它们挽救了清王朝的危亡。可是，财权和兵权，这两项在任何国度中都极为重要的权力，渐渐地落到了地方督抚手中，朝廷的权力也慢慢地之上下任官命将一项（这一项权力后来也收到了侵蚀）。厘金和湘军开始了晚清中央权轻，地方权重的新格局，原来的统治秩序从内部开始了变异。只是仅仅看到其最初几幕的咸丰帝，还没有明白剧情会向何处演变。

恭俭惟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