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边界的社区

「关系」的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1. 将关系特例化，视为是中国独有，而西方不太存在的东西，然而研究兴趣就集中在关系有哪些特别以至于奇异的地方 2. 将关系泛华并实质化的理解，关系压倒一切，是组织社会的原则之一，中国人是为了关系而关系 3. 把关系片面化，看作特殊的资本、特殊的网络的方式，这一取向一方面强调关系在形式上的特殊，另一方面又努力将它纳入西方的概念体系

关系与其说是客观的行为规则，不如说是中国人的一套关于社会和人际关系的民间理论，关系既不是人们行动的目的，也不是可以化约为资本等因素的手段，它是一种表达方式，是中国人关于社会的民间象徵体系的典型表现。

过去我总认为，政府也好，个人也好，能不能办好事情，最重要的是总体决策或者说认识“正确”与否。现在看来这并不是关键。第一，很难说是否会有一个所谓总体上的正确判断。同一个问题，从不同的角度看，必有不通的面目。第二，靠抽象思维和概念所形成的总体判断，和把问题解决好是两码事。真实的问题总是由诸多再具体不过的细节构成。不存在一个必然要出现的“浙江村”。你讲它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把我它的各个细节是怎么搭配在一起。

总体和具体之间的断裂，和我们对传统和现代的认识的断裂是有直接关系的。就是因为我们过于强调了社会的总体面目，于是把“传统”想象成一个面目，又冠以“现代”另一个面目，而忽略了这总体面目是由很具体的内容构成的、此具体和彼具体之间很可能是相通的。

人类学认为，并不存在完全客观的“社会事实”，人总是在他所理解和构造的意义世界里生活。人的行为正是靠人造文化调节的。

社区的封闭性越来越弱，“根”越来越浅，变动越来越剧烈、频繁，乃是“大势所趋”。能被看作是整体社会的具体而微的社区确实在消失。

这是一个快速变迁的时代、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大显身手的时代，社会运行的逻辑已不是“经长期共同生活”而沉淀下来的结构，而是人们运用习得的只是和策略进行的“建构”。

如果认为一个局外人的眼睛和耳朵能理解一种生活，那就大错特错了。不真正卷入对方的生活，你就只能靠自己已有的生活经验来想象对方。生活本来就是一个不断受干扰的过程。只要你的举止得体，特别是能与他们的生活协调，你的来访为什么就比他的一个朋友的来访更有破坏性呢？时刻摆出局外人的样子，强调“我是来研究你们的，我和你们是不一样的”，恐怕更令对方紧张吧。

不同的互动方式得到的是不同的理解。如果把自己看成专家，按着某些所谓调查方法的教条来和对方互动，那你得到的只能是教条本身和它的副产品。

我在“浙江村”调查的时间越长，其实我对精确性的追求也越低——我们对生活的真正理解其实从来不是靠技术意义上的“精确性”达成的。

改革，从一开始就不只是少数精英分子在前面开路，后面大众“跟上”的模式。在正式的体制改革开始之前，我们看到在基层社会已经积蓄了很大的改革势能。正式体制上的调整又激发出新的变革要求。

并不是人们现决定了扩散流动，才去组织新的核心系。而是，大家几乎形成了这样的习惯意识：一个核心系不能维持太长的时间。人们随时都在准备组织新的合作关系。在有了新的合作意向后，人们根据合作关系的优势，选择新的流入地以求发展。 那么为什么不把一个核心系长期维持下去呢？这是人们的经验总结，如果同一组亲友关系和生意关系长期重合，很容易难为情。亲友关系和生意关系重合的最大好处，是省去了事先的关系界定和制度安排的麻烦。模糊化的关系使合作很容易启动。但是最大的问题是内部不能形成一定的结构，很容易出现两方面的摩擦。

靠内部人的合作为什么不能发展出大的企业？ 关键不是信任谁不信任谁的问题，而是难以把信任落实为有效率的运作方式。基于亲友关系的生意关系要求“平等”不允许产生明显的管理结构。 在“浙江村”形成的中早期，资本的积累主要不用于生产和经营规模的扩大，而用于网络的不断扩展，通过提高流通效率来弥补生产规模偏小的不足。

从事实上看，人们很难返回故土，但大家在观念上还是念念不忘“要回来”。房子盖在家里，积极发展在家里的公共事业，只有在这里才感到真正地生活。流出地对他们既不是“家”，又不是“家乡”。是意识中的“家”，但在事实中又更像“家乡”。这一事实与观念的脱节，怕也是当今中国人口流动中的一个特色吧。

这一态度看似是典型的“弱者”的心态，事实上却把国家摆在了一个尴尬的位置上：由于对方并不采取对抗姿态，国家不能直接惩戒甚至粉碎它，只能继续驱逐。而“驱逐”就需要很高的成本。

逃跑与表达、变通不同。它既不叫喊也不商量，对现行制度既不寻求连名带实的改变，也不期望暗度陈仓、偷梁换柱，而是采取漠然的态度。如果说表达和变通都是要通过与国家的不同部分的积极互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的话，逃避则尽量不与国家发生正面的关系。它要通过对一些具体政策的架空来保证自己的利益。逃避与退出的区别在于，退出的实质是一种制度安排，“退出权”的获得比退出行为本身远要重要；而逃避是不为制度所认可的，它就是行为本身。

逃避策略具有了三个重要的特征。一是难以监督。二是难以惩罚。三是有形成集体行动的需要和可能。“浙江村”实在对原有体制的逃避中，来建造自己新的社会空间的。

1995年，我在一份杂志上读到一篇报道，说我“成功地打入了村内的犯罪组织”。我自己并没有“打入”这种神秘的感觉。在村子里生活久了，难免会和帮派打上交道。这很自然。他们也知道我的真实身份，但并不拒斥，所以我这么问并不怕“暴露身份”。相反，如果一项人类学的调查靠“打入”来进行，那是既危险又很难获得全面材料的。

大家都很明白，越是民间，越要挂靠。

过去温州人身处异地，环境猛然转变，新环境下社会控制和长远规划的缺失，是人们仿佛是驶了波涛汹涌又不见航标的海绵，而在园社区形成的传统道德意识，只能如单薄的小木舟，分崩离析，化为木屑。所谓社会转型期间容易出现“道德失范”，也是这个道理。

温州人现在之所以愿意这么做，出了直接的利益考虑外，也是在追求一种“归属感”。人总是有自己的一个未知。当人发现自己什么群体都不属于时，他就成了所谓“边缘人”或称“边际人”，十分痛苦。

建立一个稳定关系的实质意义，在于建立双方之间的制约。这个制约包含两个层次：一是对对方“诱之以利”，让对方对自己有兴趣甚至依赖，这可算作“软制约”；二是“硬制约”，使对方的行为不敢轻易超越某一界线。

“锁住”不仅包括惩罚的能力，还包括“纠正”的能力，即在对方真正违规之前就有所发现，甚至在其违规之后，能令之悬崖勒马，继续合作。如果整个社会都要靠惩罚和对惩罚的惧怕来维持秩序，那成本实在太高了，老实人都要等收了真正的损失之后才有话可说，而片子可以先骗了再说，这样的生意没法做。 实际的锁住能力包含两个要素：一是方便地对对方进行监督，二是能及时调用一定的资源对对方加以制裁。如果在关系中再包含第三种要素：有可能以较小的代价给对方相对大的打击，那么锁住能力就更强了。

我们过去一讲“关系”，往往把它理解为两个点之间的连线，而我认为，任何长期、稳定的关系都不能只从关系的两端来理解，它同时包括许多“不在场的参与者”，应该从一个更大的行动单位来看。当人在建立某一关系的时候，他是带着大量已有的关系来的。他和现在的一个互动者要建立什么关系，以及怎么去建立关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眼前的互动着和自己原来的关系网是什么关系。你和我的既有的关系网是什么关系，这才是你我之间关系的实质。

角色的树立和一系列关系的运作是同时的，个体角色并不先于关系，个体角色完全是在和诸多关系的互动中形成的。个人所以按规范行事，也是因为有这一层“关系”作为中介。

Victor Nee的“市场过渡理论认为：在中国，国家一方面固然是市场的“助产婆”，但市场的发育和发展会越来越要求一个法制的和理性的政府，所以，国家和市场之间最终会出现明晰的边界，种种体制的“混合”只是过渡性的。

中国社会的“弹性”即不管赦免的正式政令怎么变，到了底下总有另一套逻辑。“关系”使得在正式制度之外的另一套运作法则成为可能，使正式政策在实际运作中不断形变。这也是很多问题可以不通过冲突而和平解决的原因。 为什么中国在经济上采取了迅速的市场化措施，却没有蹈苏东政治命运的覆辙？这被解释为由于国家和社会的不分化，在国家之外没能生成独立的政治行为。

虽然流动人口不完全受国家控制，但他们依然要依附于国家。国家虽然不能将他们拒于城门之外，但是却可以不授予他们一系列正式权利。流动人口因此变得更为脆弱，使政府部门在感到问题严重或认为不需要他们时，能随时将他们逐出城外。 即使流动人口想绕过国家的规定取得生存资源，也必须采取脱胎于旧体制的一些手段，如贿赂国家资源的“看守人”，而这又造成了对国家的依赖。 那些在流动中得到更多机会、更有能力的人，一般总是在原有体制中受过较好的教育，甚至有过较好待遇的人，所以他们会对国家有更强的亲和性。

在当今中国，一个重要的新格局正在生成：“体制”更多的是在制约体制内的人，而在体制外的反而赢得更大自由。

我们改革的起点是铁板一块的计划体制，此外没有别的任何空间，市场化所需要的代价、造成的危机，只能由这个系统自身承担。当危机大到一定程度时，我们不得不重新动用计划手段来“应急”，造成改革进程的不断反复。而市场化所带来的成果，又常常落入原来计划体制下的当权者的口袋，从而无法真正把市场激活，相反走入非市场非计划的四不像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