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粮长制度

“采纳银数”总计达978万6462两。明代银课的税率是“十取其三”，由此可推算银的产量，其历年积累数至少比在三千万两以上。 自明万历元年至崇祯十七年，七十二年中，葡萄牙、西班牙、日本诸国由于贸易关系而输入中国的银元，至少在一亿元以上。

自明万历元年至崇祯十七年，七十二年中，葡萄牙、西班牙、日本诸国由于贸易关系而输入中国的银元，至少在一亿元以上。……对外贸易的扩大和银币输入的激增，是与地理大发现……等事件息息相通的。……中国社会经济的动向和发展程度在此时不但不落在欧洲各国之后，而且适合他们步武一致的。 可是大量的货币集中到商人的手里以后，他们就往往用来作“买田、造宅、置妾”等属于个人享受而非生产性的开支……

在唐宋两代，官员多由科举特别是进士科出身，是为“正班”。吏员和隶役同被勘为杂职。“士大夫”耻由吏得官。这种风气，到了元代有了很大的转变。元代的情况和辽、金相近。辽官僚由进士出身的“才十之二三”。金虽然较为重视科举，但它创立了吏员也算是正班官的制度。金制：进士及连考四场的终场举人皆得补吏员缺，与官员同样有班次（官阶）、俸给、升迁、调补的正式规定。金出身吏员而升任宰相、副相者多至十余人。因此士大夫并不以作吏为可耻。元代也是这样。

这是有它的客观根据的。元朝以蒙古人入主中原，初时所有高官要职非蒙古人莫属，汉人与南人皆不得染指。但蒙古人缺乏行政经验，且当时法令繁冗，他们难以通晓，于是不得不以吏为耳目，因此一般行政实权往往旁落于为他们所赏识的吏员手中。明太祖虽然有意改革，但一时尚未能见效，所以明初“进取不拘资格，有掾吏而置身青云者”。其后，至明宪宗（朱见深）成化年间，考试制度已趋完备，于是科举出身复被认为仕宦的唯一正途，吏员被斥为“杂流”，大半不得做官。官和吏从此又分开，吏只管事务，官主持政令，和元代的情形便大不相同了。

各地的税粮，以其输送的地点来说，可分为两部分：其一，是留在本地供地方开支的，这部分名曰“存留”；其二，是输送他地的，这部分名曰“起运”。“起运”又可分为两种：一为运送京师的，名曰“京运”；另一位拨送他府州县或拨送军卫作官军俸粮的，名曰“对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