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思想家

原则上，任何真实的人类问题都不会有任何单纯或终定的答案；如果问题严重而痛苦，答案就永远不可能截然分明且干净利落。

俄国对西方的感受：一方面，是思想上的尊崇、艳羡、仰慕，以及媲美与凌驾之心；另一方面，是情绪上的敌意、疑忌、鄙视，以及自我拙陋、不受欢迎、不获接纳 —— 结果，对西方价值时或过度自备，时又妄行嘲弄。

生命的目标在生命本身，为某种模糊且不可预测的未来而牺牲现在，是一种错觉，结果将摧毁人与社会仅有的可贵之处——亦即，将会以理想化的抽象事物为祭坛，平白牺牲活生生人类的血肉。

没有解释能力的解释是具有分裂作用而且自我膨胀的智力的征候——“智”这种官能摧残纯真，导致观念虚妄，以及人类生活之破坏。

自由主义者一一那些政治上的新教徒一一反倒成为最 可怕的保守主义者；在变草了的宪章与宪法背后，他们发现 社会主义的幽灵，吓得面无人色；这原也无足为异一一将有所失，自有所惧。但我们“俄国人”处境全然不同。我们对切公共事务的态度都单纯、天真得多。自由主义者惟恐 失去自由一一我们尚无自由可失；他们忧虑政府干预工业一一我们的政府任意事事千预；他们害怕丧失人权 我们仍待争取人权。

他的积极义理正如他们的积极义理，往往是一串动听的陈腔常谈，或以情绪上的模糊关连，或以修辞上的灵感呼应，接湊而成。

从他任何时期的述作里，抽不出连贯的观念，可得者唯热火与想像、暴力与诗，以及一股无法克制的欲望：要强烈的冲动，要高度紧张的生活，要崩解日常生活的单调散文里所有平静、隐退、整齐有致、井然有序、小规模、平庸凡俗、固有、温和的部分。他的态度与教示极其轻浮，而大体，他于此亦自知甚明，每遭揭穿，厚道一笑。

敌人总是那几位：专家、教授……这情形，在他早期自传小说的“少年”一段里已现端倪。

“人民但觉需要马铃薯，而毫不觉得需要一部宪法——宪法只是受过教育但毫无势力的城市人欲求之物。”别林斯基一八四六年致书友人，曾作此语。

我们并不自由，但是，我若不相信自由，即无法生活。我们怎么办？

刺猬凡事归系于某一单一中心识见，狐狸追逐许多目的，而诸目的之间并无联系，他们的生活，行动与观念，是离心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写普希金的那篇文章感人至深，雄辩出色，可是他却把十九世纪头号狐狸理解了一只刺猬，那篇文章与其说是写普希金，不如说是写老陀自己，他倒是一只刺猬……我想提供的假设是：托尔斯泰天性是狐狸，却自信是刺猬；他的天赋与成就就是一回事。他的信念，连带他对自己成就的诠释，又是另外一回事。结果，他的理想，导使他以及被他的说服天才影响的人，造成了系统的错误诠释。

“人如果不改变其人生观与艺术观，是因为他一意虚荣，而非力求真理。” 别林斯基的话

惟真理美好，而且真理永远美好。

世界如此，一个人有权利到艺术或科学里埋首自忘吗？

你可以察觉，俄国人认为，西方之自制、聪明、效率、成功，颇可欣羡，然而狭促不灵、冷酷浇薄、器小格卑、精打细算、设限自守，遂至眼光不能博大、情怀无法宽豁，偶逢必要之时，既不肯让情绪腾涨决堤，迎向独特的历史调整，亦不能有尽抛顾虑、放胆施为的反应，因此，沦于永远不知生命的充分绽放为何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