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小子

生活是严峻的，你最好快点学会对付它。 当作家的人是傻瓜，他唯一的补偿是绝对自由，除了自己的灵魂，他没有任何主宰，也许这是他要当作家的原因。 更重要的是我学会了用文明社会的年轻人绝不会用的办法照顾自己。

海湾没有沙滩，岩石一直到水边，岸边的水一下子就很深。结果是，挪威的孩子个个很小就会游泳，因为不会游泳就很难找到地方洗澡。

梨糖很刺激，因为它们有一种可怕的味道。闻起来像指甲油，让喉咙发麻。我们都被警告不要吃这种糖，结果反而吃得比以前更多了。

写到自己，一个人必须尽力说真话，说真话比谦虚更加重要。

在圣彼得学校，写信是一件大事。它和拼音、标点等功课一样重要，因为校长在这个时间一直在各教室巡视，从我们背后读我们写的东西，指出我们的错误。不过我断定这不是他的兴趣所在，他在这里是要保证我们没说学校的坏话。 因此，在学校期间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向我们的父母诉苦。如果我们觉得食物不好，或者不喜欢某一位老师，或者无故挨了打，我们从来不敢在信里写出来。相反，为了讨好在我们背后弯腰读信的危险校长，我们把学校说得天花乱坠，把老师们说得好得不得了。

女舍监是一个大个子女人，胸脯很大。她的岁数大概不会超过二十八岁，不过二十八岁或六十八岁又有什么区别呢？因为对于我们来说，大人就是大人，所有的大人在学校里都是危险的人物。

可是学校当局不喜欢我，不信任我，我也不喜欢博者的规则，因此我不是当博者的料。他们绝不会同意让我当宿舍博者，更不要说学校的博者了。有人天生会掌权，会用权，我不是这种人。当舍监向我解释这件事时，我完全同意他的意见。我会成为一个糟糕的博者的，我会由于拒绝打小听差而破坏了博者制度的整个原则。也许在所有球队队长中，我是唯一一个没有成为雷普顿学校博者的人，我肯定也是唯一一个非博者的双重队长，因为我同时还是软式墙手球队的队长。光荣上再加光荣，我又是学校足球队队员。

在英格兰公学，老师对运动好的孩子通常极其客气。古代希腊人也差不多，他们尊敬他们的运动员，用大理石给他们雕像。运动员是半神，是少数选民，他们能做到平常人做不到的事。甚至今天也是如此，好的足球运动员、篮球运动员、赛跑运动员和各种伟大的运动员深受群众崇拜，广告公司也用他们来推销早餐麦片。可这种事从来没有发生在我身上，没有这样的事我实在是再高兴不过了。

在雷普顿读最后一学年时，妈妈问我：“中学毕业后你想进牛津或者剑桥吗？”在当时，就算付得起学费，进这两所名牌大学也是不容易的。 “不，谢谢你，”我说，“我想从学校直接找一家公司进去工作，把我派到远方，非洲或者中国去。” 你要知道，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实际上还没有空中旅行。从英国乘船到非洲要两个礼拜，到中国大约要五个礼拜。这些是遥远的梦幻地方，没有人会只为了度假去那里，去那里只为了工作。今天你可以在几个钟头里到世界上任何地方，这没什么大不了，在1934年可大不相同。

那时我二十岁。我要去东非，在那里每天穿卡其短裤，戴兜帽！我都陶醉了。我奔回家告诉妈妈，“我要去三年。”我说。 我是她唯一的儿子，我们非常亲密。大多数妈妈面对这种情况，都会显得有点伤心。三年时间很长，非洲又远。可我妈妈不让哪怕一丁点儿她的情绪影响我的快乐。“噢，你干得好！”她叫道，“这是个大喜讯！这正是你想去的地方，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