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警察，1927―1937

中国的犯罪学家抨击大世界和福仙世界之类的大型游艺场，认为它们向中 低阶层提供不健康的娱乐，从而促发了犯罪行为。社会学家指出，由于在上海这个“特别复杂”的社会中，许多不同的阶层间缺乏正常的社会沟通，导致拉帮结派，沆瀣一气，鼓励犯罪行为，并导致社会是非感的丧失。此外，根据对已经服刑的罪犯的交谈，人们发现重罪与上海提供的五花八门的娱乐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无数事实表明，白领的犯罪，比如贪污，往往与臭名昭著的茶楼相关，在那里年轻的店员和学徒往往会爱上妓女，不得不告贷甚至偷钱，以和妓女们共度良辰，或者劝她们私奔。

中国人是从日语“ keisatsu [警察]”中创造出现代词汇“警察”的。不过，现代中国警察制度发展虽然受到了日本的影响，但并非纯粹日本式的，而是融入了明显的德国特征。

虽然像黄金荣这样的中国黑帮分子与像艾尔·卡朋 (Al Capone) 这样的，美国歹徒有不少相像之处，但他们还是有着重要的区别。艾尔·卡朋自始至终都是罪犯，他贿赂警察，把他们列入他的进贡名单。而黄金荣则从一开始就既是罪犯又是警察。与其他许多在上海的黑帮首领一样，他总是搭建能增进他的公共的和个人的利益网络。1927年前，即便是青帮中的小头目也常常通过当地的巡捕房来控制他们的地盘。而像黄金荣以及后来的杜月笙这样的大亨情有独钟的是确立一种特殊地位，以联络警官，培植与他们事业相联系的亲情。

据王世德说，除了顾顺章的儿子外，其他的人都被带到法租界的一间屋子里处死了。

准确地说，正因为上海作为全国最重要的条约口岸的地位，对新成立的国民政府来说，上海到1927年时已经成为那些占据中国沿海进行国际贸易西方世界的一种象征。上海的犯罪问题根源在于帝国主义者的压迫。这个城市的法制不健全，归根到底与外国租界中的治外法权直接相关，在租界中，那些在市内华界作案的罪犯得以逃避中国当局缉捕而道遥法外。但这也与城市面积的相对有限和市区人口的膨胀有关，他们生活在4种不同的统治制度下，分布于5个不同的城区。

新市长最后呼吁通过三大运动使上海走向现代化——卫生清洁运动、 能力增进运动、 共守秩序运动。它们包含了新的城市秩序最关键的几个方面。如果在三年之后，“华界仍如此污秽，外国人当然有所借口”继续保有他们的租界。其次，通过增进生产能力是消灭生产力薄弱、 打倒帝国主义所必须的。最后，“共守秩序运动”也非常重要，可以消除那种认为华界杂乱无章而租界则井然有序的根深蒂固的观念。

1930年，华北大饥荒的第三年，在公共租界、法租界界的街头，共发现了36000多具尸体。这些尸体中，有34000具是婴儿，许多也许是其父母所杀。

1928年一个中国警士的工资是328元，教师为1120元，市立医院护士为1680元，外国警士为3500元，外国教师为5000元。

以后的新生活运动表明，在国民党右派看来，文化自由主义和政治激进主义是穿一条裤子的，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被蓄意污蔑为拿了布尔什维克的卢布搞起来的。国民党的宣传把两者联系在了一起：它们都攻击儒家的家庭观，宣传和实践自由恋爱。简言之，对于有意把性自由当作一种消的人们来说，蒋先生的虔诚追随者们实在是太正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