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史大纲

这种原始崇拜，在构成帝国组成部分的其他民族中也有存在。居住在山东东部沿海的齐民崇拜他们的“八神”，这也是武帝在位时盛行的宗教。武帝曾多次出巡山东祭祀八神。八神之首称为“天主”。这一名称后来为十七世纪时耶稣会传教士所用，译为“上帝”。从此，罗马公教直至今天仍以“天主教”闻名。后来罗马教延发现这一命名源于一个低级的异教，于是引出一场激烈的争部分地促进了耶稣会在中国活动的衰落。这则故事出在勃朗宁的长诗《环与书）中著名的一节中。

刘伶这一类达观的废物

第二流以下的人物 浮泛浅陋，全无精辟独到的见解

所以我说孔子论知识注重"一以贯之”，注重推论，本来很好，只可惜他把“学”字看作读书的学问，后来中国几千年的教育，都受这种学说的影响，造成一国的“书生“废物，这便是他的流弊了。

后来的儒者读了“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把“伪”字看做真伪的伪，便大骂荀卿，不肯再往下读了。

例如人见可欲之物，觉得此物可以欲，是“情然”；估量此物该要不该要，是“心为之择”；估量定了，才去取此物，是“能为之动”。情欲与动作之间，全靠这个“心”作一把天平秤。

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弗辱，其次能养。

绝恶于未萌，而起敬于微眇，使民徒善远罪而不自知。

格物、致知、正心、诚意，都是修身的工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修身的效果。

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

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故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非愚即诬也。（《显学篇》）

我所用的比较参证资料，便是西洋的哲学。但是我虽用西洋哲学作参考资料，并不以为中国古代也有某种学说，便可以自夸自喜。做历史的人，千万不可存一毫主观的成见。须知东西的学术思想的互相印证，互相发明，至多不过可以见得人类的官能心理大概相同，故遇着大同小异的境地时势，便会产出大同小异的思想学派。东家所有，西家所无，只因为时势境地不同，西家未必不如东家，东家也不配夸炫于西家。何况东西所同有，谁也不配夸张自豪。

古代社会的阶级，约有五等：

五、庶人（皂、舆、隶、僚、仆、台）

老子亲见那种时势，又受了那些思潮的影响，故他的思想，完全是那个时代的产儿，完全是那个时代的反动。

但我不说儒家是不信鬼神的吗？何以又如此深信祭祀呢？原来儒家虽不深信鬼神，却情愿自己造出鬼神来祭拜。例如孔子虽说“未知生，焉知死”，他却又说：“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一个“如”字，写尽宗教的心理学。

墨子以为无论何种事物、制度、学说、观念，都有一个“为什么”。换言之，事事物物都有一个用处。知道那事物的用处，方才可以知道他的是非善恶。为什么呢？因为事事物物既是为应用的，若不能应用，便失了那事那物的原意了，便应该改良了。

以上所说，意在指点出庄子名学的一段真理。但是庄子自己把这学说推到极端，便生出不良的效果。他以为是非即由于偏见，我们又如何能知自己所见不偏呢？

老子理想中的政治，是极端的放任无为，要使功成事遂，百姓还以为组自然应该如此，不说是君主之功。故“太上，下知有之”，是说政府完全放価为，百姓的心里只觉得有个政府的存在罢了；实际上是“天高皇帝远”，有和无政府一样。“下知有之”，《永乐大典》本及吴澄本皆作“不知有之”；时本作“下不知有之”，说此意更进一层，更明显了

……知识遂渐渐发达，民智日多，作伪行恶的本领也更大了。大乱的根源，即在于此。老子说： 古之为治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 “民之难治，以其智多”，即是上文“夫亦将知之，知之所以不治”的注脚。老子何以如此反对知识呢？大概他推想当时社会国家种种罪恶的根原，都由于多欲。文明程度越高，知识越复杂，情欲也越发展。他说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ロ爽，驰聘田猎令人心发在，难得之货令人行妨。 这是攻击我们现在所谓文明文化。

故老子提出这个不争主义，要人知道柔弱能胜刚强；要人知道“夫唯不争，故天下莫与之争”。他教人莫要“为天下先”，又教人“报怨以德”。他要小国下大国，大国下小国。他说暂时吃亏忍辱，并不害事。要知“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强梁者不得其死”。这句话含有他的天道观念。他深信“自然法”的“天网恢恢，疏而不失”，故一切听其自然。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都是天道之自然。宇宙之间，自有“司杀者杀”，故强梁的总不得好死。我们尽可逆来顺受，且看天道的自然因果罢。

这话说得何等痛快？大凡天下人没有不会说几句仁义道德的话的，正如瞎子虽不曾见过白黑，也会说白黑的界说。须是到了实际上应用的时候，才知道口头的界说是没有用的。高谈仁义道德的人，也是如此。甚至有许多道学先生一味高谈王霸义利之辨，却实在不能认得韭菜和麦的分别。有时分别义利，辨人毫芒，及事到临头，不是随波逐流，便是手足无措，所以墨子说单知道几个好听的名词，或几句虚空的界说，算不得真“知识”。真“知识”在于能把这些观念来应用。

荀子在儒家中最为特出，正因为他能用老子一般人的“无意志的天”，来正儒家墨家的“赏善罚恶”有意志的天；同时却又能免去老子、庄子天道观的安命守旧种种恶果。 荀子的“天论”，不但要人不与天争职，不但要人能与天地参，还要人征服天行以為人用。

荀子的意思只为人是生来就有情欲的，故要作为礼制，使情欲有一定的范二，不致有争夺之患；人又是生来爱快乐的，故要作为正当的音乐，使人有正的娱乐，不致流于選乱（参看第五篇论礼的一段）。这是儒家所同有的议论。但是荀子是主张性恶的。性恶论的自然结果，当主张用严刑重罚来裁制人的天性。荀子虽自己主张礼义师法，他的弟子韩非、李斯就老老实实的主张用刑法治国了。

第一，干万不可把“刑罚”和“法”混一件事。刑罚是从古以来就有的，“法”的观念是战国末年方才发生的。古人早有刑罚，但刑罚并不能算是法理学家所称的“法”。譬如，现在内地乡人捉住了做贼的人便用私刑拷打；又如，那些武人随意枪毙人，这都是用刑罚，却不是用“法”。第二，须知中国古代的成文的公布的法令，是经过了许多反对方才渐渐发生的。春秋时的人不明“成文公布法”的功用，以为刑律是愈秘密愈妙，不该把来宣告国人。这是古代专制政体的遗毒。虽有些出色人才，也不能完全脱离这种遗毒的势力。

但这种方法实在是太偏向主观的了解。你喝一声，我打一棒；你竖起拂子，我掀倒绳床，彼此呵呵大笑，你也不敢说我不懂，我也不敢笑你不会。《传灯录》诸书所记种种禅机，大部分是以讹传讹的，随心捏造的，自欺欺人的。其中自然有几个大师，确然是有自己的见地，有自觉的教育方法。但大多数的和尚不过是做模做样，捕风捉影；他们的禅不过是野狐神、口头禅而已。禅学的衰歇，最大原因只是自身的腐化，禅太多了，逃不了去，终于死在禅下！后来理学起来，指斥禅学为“心学”，这就是说，禅学太主观了，缺乏客观的是非真伪的标准。

后来的史家崇拜《春秋》太过了，所以他们作史，不去讨论史料的真伪，只顾讲那“书法”和“正统”种种谬说。《春秋》的余毒就使中国只有主观的历史，没有物观的历史。

孔子的“仁的人生哲学”，要人尽“仁”道，要人做一个“人”。孔子以后的“孝的人生哲学”，要人尽“孝”道，要人做一个“儿子”。这种人生哲学，固然也有首理，但未免太把个人埋没在家庭伦理里面了。 这种“全受全归”的宗教的大弊病，在于养成一种畏缩的气象，使人销磨一切勇往冒险的胆气。

所以我常说，墨教如果曾经做到欧洲中古的教会的地位，一定也会变成一种教会政体；墨家的“钜子”也会变成欧洲中古的“教王”（Pope）。

须知东西的学术思想互相印证、互相发明，至多不过可以见得人类的官能心理大概相同，故遇着大同小异的境地时势，便会产出大同小异的思想学派。东家所有，西家所无，只因为时势境地不同，西家未必不如东家，东家也不配夸炫于西家。何况东西所同有，谁也不配夸张自豪。故本书的主张，但以为我们若想贯通整理中国哲学史的史料，不可不借用别系的哲学，作为一种解释演述的工具。此外别无他种穿凿附会、发扬国光、自己夸耀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