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上中下）

在为了生存所进行的斗争里，西方社会把它同时代的社会逼到了墙角，而且在它的经济和政治的上升过程中，把它们层层绑缚起来，可是它还未能在它们的不同文化方面解除它们的武装。它们虽然被压抑得很苦，它们的灵魂却还可以说是它们自己的。

马克思用“历史必然性”这个女神代替了耶和华神，西方世界内部的无产者代替了犹太选民，他那救星似的天国被想象成无产阶级专政，但犹太民族先知预言显而易见的特点却可以透过这种陈腐伪装而凸显出来。

为什么要从整体上研究历史呢？为什么要关照我们所处的时代以及所在地域以外的事物呢？

这是因为现实要求我们具有这种较为宽广的目光。在最近500年的时间里，地球的整个表明，包括大气层，都因为惊人的技术进步而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然而，人类在政治上却尚未实现联合。我们彼此之间仍然是按照各自的方式生活的陌生人。这本来是我们从“消除距离”之前的时代继承下来的遗产，现在却使我们陷入了非常危险的境地

为了使他们的历史成为可以理解的历史，我们就需要拓展自己的视野，把一个又一个其他民族纳入我们的观察领域。我们的视野不得不一路拓展下去，直到把整个西方社会都有可能包括进来

人类的关键装备不是技术，而是他们的精神。如果人类没有想象力，没有创新和持之以恒的精神，最重要的是如果没有自控能力，没有哲学为开发有利于人类的某些地理潜能所要求的精神，那么再好的技术本身也不能使人类完成这项工作。就人类而言，决定的要素——对胜败举足轻重的要素——绝不是种族和技能，而是人类对来自整个大自然的挑战进行迎战的精髓。

无论什么情况下，只要我们发现知识分子，我们就可以推断出，两种文明发生了接触，并且其中的一个文明正被为另一个吸收为内部无产者。我们还可以在知识分子的生活中观察到另外一个事实，这一事实是所有人都赞同并理解的：知识分子天生就是不幸的。

下层中产阶级已经接受了中等的甚至是大学教育，但却没人能为受过技能训练的他们指出任何相应的出路，这一阶层是20世纪意大利法西斯党和德国纳粹党的中坚力量。这种把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推上权力中心的魔鬼般的力量就产生于这些无产者知识分子的愤怒中，他们发现自己自我完善的痛苦努力还是不能把自己从有组织的资产阶级和有组织的劳动者这上、下两层磨石中拯救出来。

历史思想的工业化已进展到如此地步，它甚至能重新产生出对工业化精神的病态夸张。

两种超人的个性发生了碰撞，这是人类的想象力所勾勒出的一些最伟大的故事和最杰出的剧作的主要情节。耶和华与蛇的一次相遇是《创世纪》章中有关人类堕落的故事情节。这两个对手间的第二次遭遇，经叙利亚精神的进一步熏染改编，成了《新约全书》中关于赎罪故事的主题。上帝和撒旦之间的一次遭遇是《约伯记》的主要情节，上帝与魔鬼梅菲斯特的对抗是歌德《浮士德》的主要情节。众神遭遇恶魔是斯堪的纳维亚的审核《瓦拉斯帕》的情节，阿尔特弥斯和阿弗洛狄忒间的一次对抗则是欧里庇得斯的悲剧《希波里图丝》的主要情节

归隐是为了获得某种灵感，复出则是为了启示他的同伴。

西方内部的无产者中还存在着另外一批被征募来的外来者，他们在物质上还没有，但在精神上已被驱逐出他们祖先的家园。任何一个社会试图改变自己的生活以适应外来文明的节奏时，都需要一个特殊的阶层作为“变压器”：为适应这样的需求，这个阶层——通常是非常突然地和人为地产生的——通常用一个特殊的俄罗斯名称加以称呼：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一个联络阶层，他们学到了入侵文明的种种必要敲门，以便使自己称心如意地生活在新的社会环境中：这些异族人不再同本地传统保持和谐，而是要逐渐与侵入文明强加在他们身上的生活方式相适应。

在人力作为商品的社会里，对供求的调节差不多超出了人类的智慧，到了一定的时候，知识分子就要忍受生产过剩和失业的不幸了。

但制造知识分子的过程却是开始容易停止难。……候选者的数量激增，大大超出需要的数目，于是被雇佣的知识分子的中心被受遗弃的知识分子无产者包围，他们就如同贱民一样游手好闲和一无是处。

车轮比喻本身就说明循环中同时伴随着进步。

但文明的出现本身是一个非技术性的事件，它的形成有赖于精神层面的发展。它脱胎于新的技术进步，或者说新的技术进步伴随着它，但仅仅到此为止，很快跟着的就是技术进步的停滞，这在新石器革命中已经初露端倪。新石器的技术革命也付出了精神的代价，这是它相反的一面＂猎人居无定所的生活解放了人类的思想，而农业却把人变成了土地的囚徒。＂

P5：这些丛书是辛勤劳作的纪念物，提现了我们这个社会掌握的‘事实’知识、机械技能和组织的程度。它们的规模可同巨大的隧道与桥梁、惊人的水坝与摩天大楼、巨人般的喷气机与宇宙飞船相提并论，它们的编者将被载入西方著名工程师的名册而被人永志不忘。 P5：如果他们正好生活在一个自然资源丰富、开发它们的机会又很多的地方，那他们自己就成了物质偶像的奴隶。

P7：假如工业体质是唯一支配当代西方生活的制度，那它对西方历史思想的权威影响就可能再它自身的重压下分崩离析。

P8：这种对生命整体进行审视和理解的深刻冲动，无疑是史学家心灵所固有的。它却受到劳动分工的彻底侵害，以致我们的历史学假如没有支配当代西方生活的第二种体质存在的话，差不多肯定要对这种‘暴政’群起造反了

P12：因此，我们下一步寻找可被认识的研究领域，这个领域独立于我们迄今一直关注的史学家们的地域性和暂时性的观点和行为之外。

外在的原因只有通过内在的原则才能发挥作用，正是这些隐含的原则对我们精神和品格的形成具有一定的意义

当我们西方人称呼一些人是“土著”的时候，我们就在我们对他们的看法中暗中剔除了文化的色彩。我们把他们看作是在当地大量孳生的野兽，我们只是在那里恰好碰到了他们，如同碰到了当地的部分动植物一样，而没有把他们看成与我们一样有具有各种情感的人。只要我们把他们视为“土著”，我们就可以消灭他们，或者更有可能像今天这样驯化他们，并真诚地（大概并非全然错误地）认为，我们正在改良品种，但我们却从一开始就没有理解他们。

在犹太模式中，我们看到在同一历史阶段的人类，牢牢地依附于某种启示、发现、成就或他们感到具有某种超凡意义和价值的生活方式之上，因而他们要千方百计地保存这些价值连城的珍宝的保管人——上帝的“选民”的独有特征。这种“选民”对其民族使命的信仰，在他们失去了本民族的国家甚至家园之后，赋予他们在散居各地的条件下，而且是在其他社会已使自己的民族个性融入某个同一化的统一体（这是为了和平而付出的代价）的条件下，保持住自身特征的精神。

在赋予人类成为社会动物所需的道德形态方面，大自然可能已经做到了它能为人类所做的一切。但是，正像人类天才不断打破人类智力界限一样。。。。。。所以出现了一些异质的灵魂，它们感到与所有的灵魂都有关系，它们不会局限在所属的界限之内，不会局限在大自然建立的有限固定性之内，而是以一种爱的冲动致力于全体人类事业。这种灵魂的每次出现都是创造一个独特个体构成的新种类

……，文明衰落的本质可以概括为三点：少数创造性群体丧失了创造能力，大多数人不再进行相应的模仿，随后整个社会出现分裂，……

中国为了清除传统的那种稳定但压抑的士大夫统治残余而借鉴了西方技术；然而，西式工业化虽然能医治某些社会弊病，但也制造出一些新的社会弊病——工业化的西方发起者们既没有预料到，也没有提出任何解救方案。不过，西方观察者不应低估这样一种可能性：中国有可能自觉地把西方更灵活、也更为激烈的火力与自身保守的、稳定的传统文化融为一炉。如果这种有意识、有节制地进行的恰当融和取得成功，其结果可能为文明的人类提供一个全新的文化起点

如果我们不把宇宙看作是环节清晰的，我们就无法思考它；与此同时，我们又无法捍卫我们发现的或制造的这些环节，无法对那种说它们人为武断的指责进行反驳。事实总是表明，它们割裂了某种不可分割的东西，漏掉了某种重要的东西。但是，如果不在思想上对宇宙加以条分缕析，我们就无法表达、无法思考和行动。如果我们重新陷入这种整体性的神秘经验，我们就无法继续思考和行动。因此，我们必须分解和歪曲地呈现现实，这样才能在我们所能发现的真理的指引下行动与生活。我们不可能彻底地理解现实，这当然不足为奇

埃塞俄比亚人说他们的神祗鼻子扁平，皮肤黝黑，色雷斯人则说他们的神祗长着一双蓝眼睛和一头红发。倘若牛马也像人类一样有两只手，并打算双手绘画或者制作艺术品，那马匹也会仿照自己的模样来绘制它们的神像，牛的神像自然也一定像牛，它们都会依自身的模样塑造神祗的身体。（色诺芬语）

这种茁壮成长的社会杂草不只生长在本地的土壤中。后来它还出现在西方世界的中心和半西方化的边缘地带。下层中产阶级已经接受了中等的甚至是大学教育，但却没人能为受过技能训练的他们指出任何相应的出路，这一阶层是20世纪意大利法西斯党和德国纳粹党的中坚力量。这种把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推上权力中心的魔鬼般的力量就产生于这些无产者知识分子的愤怒中，他们发现自己自我完善的痛苦努力还是不能把自己从有组织的资产阶级和有组织的劳动者这上、下两层磨石中拯救出来。

斯宾塞把宇宙看成是从“一种无限的、无关联的同质之物经过一系列‘结合’与‘分类’，转变为有限的、相互关联的异质之物” 黑格尔把人类历史看成是螺旋式的发展，是一系列从统一形式到分裂阶段，再到更高程度统一的运动。 圣西门把文明的历史看成是一连串“建构”时期和“批判”时期的交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