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外交

吴庭艳的人格特质亦深受越南的儒家政治传统的影响。民主思想视真理由理念冲突相激相异而产生，儒家思想却大异其趣，认为真理是客观存在，只有借由勤勉研究和教育才能洞烛真理，而只有少数人才够格受教育。儒家探索真理时，并不把冲突的理念视为同样有价值。由于真理只有一个，不是真理就没有地位，或者必须通过竞争增强地位。儒家思想本质上讲究阶级差序、重视精英，强调对家庭忠诚、尊重体制和权威。受到儒家思想影响的社会，还没有任何一个已建立顺利运作的多元制度（20世纪90年代的台湾已经最接近多元体质了）。

二十世纪最能左右国际关系的，作风却也最矛盾的国家则非美国莫属。再没有其他社会像美国一样，既绝对坚持绝不容许外国干预美国内政，又如此一厢情愿地认定美国的价值观是放诸四海皆准行的。 美国自开国以来始终自诩与众不同 ，在外交上形成 成两种相互矛盾的态度：一是美国在国内使民主政治更趋于完美，为其他人类作榜样，以此作为证明美国价值观优越性的最佳方法；二是美国的价值观便美国人自认为有义务向全世界推广这些价值。

在韩国爆发全面战争将“使我们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与错误的敌人，打一场错误的战争”-----布拉德利

he who has the power often has the right,and he whois weak can only with difficulty keep from being wrong in the opinion of the majority of the world

对中日战争罗斯福避免引用这项法律，表面上是因为中日并未正式宣战，实际上是由于他认为武器禁运对中国的伤害远大于日本。 1939年11月4日通过的第四中立法，允许交战国向美国购买武器弹药，但款项须以现金支付且运送军火须用本国或中立船只。由于英国实施封锁，仅英法能够符合这些条件，因此“中立”越来越只是个技术性名词。

外表肥胖臃肿的索尔兹伯里爵士，所代表的是英国满足于现状而非求新求变的仙人掌。

历史可以知道，每逢为下次战争重新铺排各方势力所答可的条约，他们都称之为和约，（虽然）签这些和约的目的是在记述未来战争的新组合。

他鼓励革命却未能意识到革命可能的后果。他无法评估各种力量之间的关系，并利用此种关系实现个人长期目标。他经不起考验。他的外交政策全盘尽输，原因不在于缺乏理念，而是他无法自众多的想法中理出一个头绪，或分清理想与周遭现实间的关系。他一味追求虚名，从未有一贯的政策作为指引。他受制于一团纷乱的目标，其中有些更是相互矛盾。每当面临事业上的重大危机时，各种不同的直觉反应便会互相抵消彼此的力量。

斯大林的游戏规则要在战争的最后阶段オ明确。一九四五年四月，丘吉尔力促当时的盟军统帅艾森豪威尔将军，抢在苏军之前，先攻占柏林，美军参谋群不肯接受他这个要求，并利用它教训英国盟友，军事规划不能断断续续受到政治考虑的影响，他们解说：“抢在俄国人前占领柏林，可能获致的心理和政治利益，不应该压过必要的军事考虑，以吾人之见，此处之军事考虑就是瓦解德国的武装部队。

斯大林也不是会把平白送上门的免费政治礼物退回去的人。四月一日，他回书艾森豪威尔，表示赞同其评估；他也认为柏林的战略利益不是那么大，只会派少量苏联部队去进击。他也同意在德累斯顿附近易北河畔会师。既然艾森豪威尔送给他这份大礼，他也回报桃李，起码坦诚告诉艾氏他的政治优先顺序如何。然而，与他向艾森豪威尔的信誓旦旦截然相反，斯大林马上下令苏军地面主力攻势对准柏林。他诳骗艾森豪威尔，苏军攻击要在五月下半个月才能发动，实则命令朱可夫和科尼耶大两位元帅，两星期内发起攻击！

斯大林在一九四二年底斯大林格勒战役告终，象征着德军开始逆失利之后，依然争取开辟第二战场。因为斯大林发现第二战场的可是在于它近离东欧、中欧和巴尔干而在这些地方西方与苏联的利益可能会冲突。并旦，开辟第二战场也保证资本主义国家绝不可能在其中毫发不伤。妙的是，斯大林坚持在盟国的西线甚有发言权，却绝不让民主国家对苏联的计划有丝毫接触，对苏联的军事部署可以允许它们稍稍知情。

美国还有一课最难学的教训有待学习，那就是国家只有在具有共同的政治目标时，才会长时期合作，必须注意这些共同目标，而不是应该用何种机制去达成这些目标。能够运行无得的国际秩序，必须替不同的国家利益留下余裕空间，固然必须试图调和这些各各不同的国家利益，也必然不能认定它们会自行消失。

6个月以后，在麦迪逊广场花园的演讲中，华莱士直接向杜鲁门挑战，使得杜鲁门动了肝火，要求他递出辞呈，华莱士说：“我们或许不高兴俄国在东欧的所作所为。它的土地改革、工业征收和弹压基本自由等等行径，激怒了美国绝大多数人民。但是，不论我们是否高兴，俄国人极力将其势力范围社会主义化，和我们努力要把我们势力范围民主化并无殊异，俄国的社会经济正义理念将要涵盖几近1/3的世界。我们的自由企业，民主理念也要涵盖其余绝大部分。这两种理念将努力证明，何者能让其政治辖区内的老百姓最满意。”

美国太过理想主义，不能基于国家利益制订其政策，又在战略理论上太过执着于普遍战争的条件，以致于不能掌控她不熟悉的，可又政治、军事目标缠结在一起的战略目标。美国人受到自以为其价值观可以普世通行的影响，过度低估了在一个深受儒教思想影响的社会要推动民主化的障碍，也低估了一个外力侵凌频仍的民族，追求政治目标时的意志力量。

兵者，国之大事，外交，国之大事也。

人生有两大悲剧。一是失去梦想，一是梦想实现。———萧伯纳

政治家即使是沙场老将，所重视的是本身所生存的界；但在先知的眼里，“现实”世界却是他们想要实现的境界。

民主国家每次都称赞苏联宣布和平共存，代表它终于转而改行长期和平政策。然而共产党人则总是以当前形势不利于冲突为由，为每一个和平共存时期自圆其说。由此推论，一旦形势改变，共产党对和平共存的态度就会随之改变。列宁曾表示，决定是否要与资本主义敌人和平共存的是现实条件：“单独议和乃现阶段最有力的措施，可使我免受制于两个交战的帝国主义集团，利用其彼此间的故意，即利用战争使之难以达成不利我的勾当。”

“深入到这些政治上不成熟、缺乏经验的群众中去，争取他们的支持，作为其代言人。如果发生这种情形，共产党就可能得到奇怪的结果：因为普遍的一般党员，只习惯于服从铁的纪律和服从上意，不谙协、调和的艺术。因此之故，一旦发生某种变故，捣乱了党作为政治工具的团结之功效，苏俄或许会在一タ之间变天，由最强大的国家沦为国际社会中最弱、最悲惨的国家。”

里根第一个任期的论调正式为缓和时代画下休止符。美国的目标不再是缓和紧张局势，而是十字军任务和改变苏联帝国主义。里根是因为发誓要英勇反共而当选，而且信守竞选承诺。里根处于苏联急遽式微的优势交涉地位，他认为尼克松强调国家利益，太过于相对论；他又视卡特的缺乏自信，认为它太倾向于失败主义。里根提出冲突后果必然惨烈的看法，但是就历史结果的必然论而言，却较可忍受。

要拯救东欧的共产党人为时已晚，或许苏联共产党也无从拯救了。戈尔巴乔夫押注赌自由化，必然失败。就某种程度而言，共产党失去其擎天一柱的特性后，就土气涣散了。自由化无法与共产党统治和谐并存一一共产党人非得必须不再做共产党人，否则无法变成民主派。戈尔巴乔夫不明白这则等式，叶利钦则了然于心。

冷战时期确实的威胁以及敌意的意识形态，已经远去，掌握新世界秩序所需要的信念变得更为抽象化：对于未来的展望提了出来，却又无法证明；对于希望与可能性之间的关系的判断，本质上也只是臆测罢了。美国过去的威尔逊式的目标一和平、稳定、进步和人类自由一一将必须在无尽头的旅途上去寻求。西班牙有句谚语：“旅人啊，前头没有路，路是人走出来的。

20世纪最能左右国际关系的，作风却也最矛盾的国家则非美国莫属。再也没有其他国家向美国一样，既绝对坚持决不容许外国干预美国内政，又如此一厢情愿地认定美国的价值观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

然而，外国人的怀疑眼光从未浇熄伍德罗威尔逊、小罗斯福或罗纳德里根等人的理想主义，其实也包括20世纪所有其他的美国总统在内。其结果是促使美国人相信，历史是可以超越的，如果世界真心想要和平，就需要接纳美国的道德处方。

虽然共和国不止美国一家，但其他共和国均非刻意为实现自由的理想而缔造。没有别的国家的人民是打着为全民自由与繁荣的旗帜，远走新大陆开天辟地。因此孤立主义与传教士精神，这两个表面上如此相冲突的主张，正反映出美国人共同的基本信念：美国拥有世上最好的政治制度，其他人类只要放弃传统外交，跟美国一样信奉民主和国际法，即可获得和平与繁荣。

事实上，美国与欧洲的外交政策模式都是期本身特殊环境的产物：美国所处的近乎是真空的大陆... 让欧洲国家深受其苦的国家安全困境，美国在近150年后才开始面临。美国面临这个难题时，便是参与了全是欧洲国家引起的两次世界大战。每次美国参战，权力均势均已瓦解，这里显现出一个矛盾现象：受大多数美国人排斥的均势观念事实上保障了美国的安全，只要它运作良好。是均势遭到破坏才使美国涉入国际政治。

帝国无意在某个国际体系中运作，它期望把本身建立为一个国际体系。帝国用不着权力均衡，这便是美国在美洲，及中国与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里在亚洲执行外交政策的方式。

在进入20世纪前，美国的外交政策基本上十分单纯：实现国家天定命运，避免海外事务的纠葛。只要情况许可，美国一定偏向民主政府，但拒绝采取行动来支持这些政府。当时的国务卿约翰昆西亚当斯与1821年说出了这种态度的要点：凡自由独立的标准得以施展或应该推行之处，美国会寄予关注、祝福及祈祷，但它不致向海外去寻找毒蛇猛兽加以摧毁。它衷心期盼全世界得享独立自由，但它仅拥护自己，只为自己奋斗。

在老罗斯福的构想里，美国只是众多国家中的一员，实力强过大多数国家，属于强国，但仍脱离不了均势的基本历史法则。 威尔逊把美国推向完全偏离这种想法的层次。他鄙视均势，坚持美国的角色“不在于证明我们的自私，而在于证明我们的伟大”。果真如此美国便不该独善其身。早在1915年，他即已提出史无前例的主张：美国的安全与全人类的安全密不可分。这意味着今后美国有责任对抗任何地区的侵略行为。 ... 如此把美国当成四处行善的世界警察，正是二次大战后形成的遏制政策的先声。

他的历史成就在于他认识到，若在道德信仰上无法令美国人信服，他们便无法长久支持重大的国际介入行动。 他的失败则在于把历史的悲剧看作反常现象，或归咎于个别领袖人物的短视或罪恶，以及除民意力量或民主体制普及全世界以外，他否认还有其他客观的和平基础。在追求和平的过程中，他要求欧洲国家在思想上或历史上均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在它们刚打完仗已国疲民穷之际，从事他所理想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