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园诗与狂想曲

俄罗斯农民“村社民主”制的这段历史表面，并不是只要在“多数决定”或“公意”的基础上便能建立起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制度的。只要人仍是共同体的附属物，而不是具有主体意识的独立个人，那么所谓“公意”座位共同体的意志便可能成为使人异化，使人不能成其为人的力量。在它的基础上产生的不受制约的无限权力在以“多数”的名义任意剥夺“少数”人的人权与人格的同时，也就使“多数”人无法作为有意志的个体而存在，因而最终使“多数决定”成为虚伪的东西，成为可以为“天然首长”利用的群众性歇斯底里。

显然阶级是根据财产关系，主要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划分的，而等级则是根据人身依附关系和权力的不平等来划分的，他们是分别代表两种社会类型的利益群体组合方式。从等级到阶级的过程，也就是封建社会为近代社会所取代的过程。

在一个“人民民主国家”中发生的骇人听闻的“拉科西暴政”，其最著名的口号就是民粹派宣言《青年俄罗斯》中的一句名言：“谁不和我们站在一起，谁就是反对我们，谁反对我们，谁就是我们的敌人，而对敌人就应该用一切手段予以消灭！”

中国不但人口绝大多数是农民，而且城市居民也多是农民的亲属，中国的城市没有独立的市民文化传统，而是长期处在城乡一体的农民文化氛围中，“城里人”包括其中的精华－－知识分子，其精神深处都多少具有“农民心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国的问题实质上就是农民问题，中国文化实质上就是农民文化

从柏拉图，辛尼加到中世纪的神学大师，颂农贬商、抑城扬乡之语，说得不比中国人少，但与中国的情形一样，这些话改变不了基本的事实：农民...不是一种职业，不是一种经营形式，它首先是一种卑贱的社会地位，一种不宜摆脱的低下身份

四人帮可以在‘与传统决裂’大旗下复辟封建主义...五四可以在反传统大旗下反对封建主义...自由平等...概念都可以予以封建主义的解释后一扭曲的形态为封建主义服务

实际上，缙绅“购买”土地往往只是象征性的，他们更主要的土地来源是“投献‘。明清时代平民土地所有者（包括自耕农与平民地主）为逃避赋役重负和其他权势压迫，纷纷”自愿“把土地连同自己的人格都”投献“给享有特权的缙绅，以求得后者的庇护，或甚至还可借主人之权势压迫其他平民。

列宁指出：“宗法农民怕竞争就像怕鬼一样。”

19世纪欧洲农民每年用于宗教活动而停止生产的日数，荷兰为54日，普鲁士60日，丹麦62日，法国63日，意大利67日，西班牙75日，英国87日，俄国达96日。而同一时期俄国人民劳动日一般为150天。套用中国成语“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俄国农民恰恰是“三天干活两天祈祷”。因此俄国农民中有句谚语：“人生三件事：干活、祭祀、进棺材。”

实际上，毛泽东把农民的商品经济、自由个性倾向，即民主倾向视为“严重的问题”而狠加“教育”，又以农民的自然经济下共同体心态即依附人格对“小资产阶级”包括市民和知识分子进行“再教育”。

无权者无法进行积累，有权者又不需要进行积累，这就使得关中地区弥漫着一种积累欲贫乏而消费欲高涨，竞争意识淡漠而身份意识强烈，人人都 在等级壁垒中混日子的文化氛围。

无权者无法进行积累，有权者又不需要进行积累，这就使得关中地区弥漫着一种积累欲贫乏，而消费欲高涨，竞争意识淡漠而身份意识强烈，人人都在等级壁垒中混日子的文化氛围。 积累与创业意识的缺乏，造成了一种无竞争、无分化的牧歌式宗法气氛，于是严酷的等级压迫与温情脉脉的宗法面纱共存。

但由于社会竞争舞台上可容纳的“善于经营者”为数必然比“天然首长”多得多，资本积累的正常速度在社会平均利润率制约下又比通过权力来聚敛慢得多，所以完全的阶级分化往往会造成相对扩大（与封建主相比）的富裕阶层或中产阶层。 正是由于我国没有像西方封建社会晚期那样，在平民等级中分化出一个足以打破等级壁垒的强有力的富裕阶级，使我国社会在宗法共同体的躯壳中左冲右突而挣扎不出去，终于被抛在近代化过程之外。

“以末致富，用本守之”在我国经济史上恐怕只是个表象，或者只是个次要的“传统”，真正的传统则是无论以本还是以末致富，都要“用权守之”一—如果不是“以权致富”的话！历来我国的土地就不是（或主要不是）“按资分配”，而是“按权分配”的，最有资格当地主的并不是商人，而是权贵。有权势的江南缙绅兼并土地，无权势的关中“陕商”不置田产，都不过是这一“传统”的不同表现模式而已。

因此，宗法农民作为价值追求的的封建主义的“好的方面”和他们所反对的封建主义的“坏的方面”恰恰互为因果，和谐统一。他们要想得到保护，就必须接受束缚，而他们若想摆脱束缚，便不能依恋任何外在的保护，而必须按“人不靠己，天诛地灭”的人生哲学生活。他们要么成为同时摆脱了束缚和保护的两种意义上的自由人，要么就不能获得任何自由。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及个人自身的发展没有完全达到新的自由人联合体时代之前，就是个铁的逻辑！

用牛顿插值公式计算f'(x) 再用二分法计算方程f'(x)-1=0的根(x0,y0)，则 z系数=tgφ=y0/(1-x0) 以上计算过程可用Pascal语言编成计算程序在机上操作（程序清单略）。

摧毁封建社会的，不是在盈野饿殍中死里求生，为寻求庇护而战的农民运动，而是冲破浑浑噩噩的田园诗式宗法生活脱颖而出的农民“私有者的自发势力”争取摆脱共同体束缚而自由发展的斗争！

封建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宗法共同体的文化，其核心是所谓共同体心态。它以最大限度地获取共同体的保护为价值追求，从这一点出发，它重视人的纽带而轻视物的纽带。

与一般宗法农民群体的伦理观相似，“有文化的农民”中的传统伦是也是重人情轻人性的。区别只在于他们把宗法共同体中的人身纽带升华为符号化的“礼”来遵守，而对一般宗法农民而言重人情不过是一种本能。

理性的不发达来源于人的各项的不发达，来源于集体表现对个人丽质的束缚与压抑。

他们希望得到共同体的庇护，希望共同体能够发挥“抑兼并”的功能并给他们带来和谐、宁谧的田园诗式生活。如果宗法共同体因功能紊乱而做不到这一点，他们也可能发动起义去推翻它并建立新的共同体。

遗憾的是，宗法农民对之“礼拜最勤”的，往往不是赵公元帅，而是祖宗、好皇帝及其代表“青天大老爷”，是“大救星”，是宗法共同体的神秘权威与“天然首长”的魅力，是农村公社的传统习惯与米尔精神。

等级壁垒与宗法式氛围的存在，积累、创业与竞争意识的缺乏是自然经济的结果，而它们分过来又强化了自然经济，抑制了交换与市场机制的发展。加上民国时期的灾荒、战乱的影响，使陕西农村经济在30-40年代变得更加闭塞、更加实物化、更加自给自足，商品经济的发育程度实际上有所倒退。40年代后期的观众农村没有货币地租，雇工报酬是实物（粮食、棉花等），高利贷也是几乎清一色的“麦债”与“花债”。货币是如此无用，以至于不少店铺、作坊的商业收入，也不是以多少钱而是以多少石麦子来统计的。

劳动力在这里与传统小农之对待其家庭劳力投入一样，是没有价值的、“不用白不用”的“力气”而已。正如恰亚诺夫所指出的，在这种情形下劳动力就不会被作为成本要素而在农户的“核算”中考虑，劳动力的使用也不受边际劳动报酬递减与比较效益原则的制约，而是在劳动者的“苦役感”所能承受的限度内只要粗产出大于零就会被使用。

作为一种价值理想的自给自足的“鲁滨逊式经济”和以“天然首长”的权力意志为中心的“命令经济”，是封建自然经济的两个方面，它们显示了封建共同体的两个特征：物的孤立性与人的依赖性。 由此形成了“中世纪的联合”，即以否定个性为特征的宗法共同体。它在精神上表现为“集体表象”或集体无意识对个人的支配，在经济上就行程了束缚财产关系的形形色色的共同体羁绊。

封建社会绝不仅仅是一小撮坏蛋犯下的罪行。这个沉重的十字架是经历过封建制的每个民族的每个社会成员共同背负起来的。 在现代化潮流的冲击面前，每个想卸掉这一十字架的民族，这个民族的每个人，都要在这种两难处境中经受考验。他们必须学会面对一个竞争的、动荡的、有风险的世界，而不能期望在打倒封建主以后重建一个田园诗式的乐园。

当成家之初，夫妇未有子女而父母尚有劳动能力时，家中没有纯消费人口，故经济状况最好。以后随着未成年子女增加，父母年老而渐趋衰落，至老人去世、子女成年完成一个循环，经济又从颓境中复苏。如此贫而富、富尔贫，周期循环不已。

然而中国的状况却是越到王朝末世，人口过剩越严重，土地越缺乏，地价反而越低，南宋末与明末的情形便是非常典型的例子。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道理很简单，我国的“土地所有者”主要不是以钱，而是以权占有土地的，哪怕表面上这种占有也采用“购买”手段。因此，我国的“地租”就其主体来说并不是土地资本的利息，而是权势带来的利益，并不是“土地所有权的经济体现”，而是统治——服从关系的经济提现。

显然，朱元璋在从被压迫者变成压迫者时，并没有从宗法共同体的维护者变成自由私有制的维护者，他放弃了反对权贵的斗争，却没有放弃并且还加强了从宗法角度“反私有”的斗争。在这个意义上，朱元璋根本不存在“蜕化”的问题，他的道路与洪秀全等失败英雄道路也并无本质的不同。如果说朱元璋在发迹前后有什么变化，那不过是阿Q“革命”成功变成了赵太爷第二而已。

文化就其本质来说是社会性的，而不是种族性的。文化现象本质上是社会现象，因而是随着社会生活、社会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的。现在人们列举的种种“中西文化”差异，其实主要不是什么中国与西方“人性”之不同，而是自然经济下的农民共同体与商品经济下的独立个性之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