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与分裂

文化，文论是物质的或精神的，主要是决定于生产方式，而不是从属于哪一个政权。国家与文化的关系应该是国家顺应文化，而不是文化服从国家。当然，国家对文化业可以起到引导和改造的作用，但这是以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状况的变化为前提的，脱离了这一前提的引导和改造必然会起到破坏作用。统一是国家主权和最高行政权力的集中，而不是文化的一致，更不是用一种文化去消灭或代替另一种文化。相反，一个真正稳定繁荣的统一国家，必定会容忍并鼓励多种文化的存在和发展。

中原王朝对自己疆域的要求基本上是以是否适宜农耕，是否能养活当地的居民为标准的。符合这一条件的地区可以理直气壮地占领，而对不符合这一条件的地区，可以称之为夷狄蛮荒之地，非华夏声教所及，本不在九州范围之内。如果硬要去占领，必然会被正统的政治家和学者斥为穷兵黩武。除去儒家理论的仁义和夷夏之辩的外衣，实质问题还是对农业的依赖。

由于羁縻政区不统计户口，不征发赋税徭役，所以也不排除其中有一些根本就是地方官杜撰或因循的可能。因为广置羁縻州县可以显示他们绥抚蛮夷的政绩，而不必像虚报户口那样要同时承担增加的赋税份额。还有的地方官只是照抄前朝档案中的羁縻单位，根本不问这些单位现在是否还存在。

以前曾经有人将孙权和隋朝派军队到台湾去作为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证据，实际上是适得其反。因为在《三国志》的《吴主传》中讲得很明白，黄龙二年，孙权“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 ...(亶)洲所在极远，卒不可至，但得夷洲数千人还。”第二年，“卫温、诸葛直皆以违诏无功，下狱诛。” 这些史料只能证明当时的大陆政权还没有统治到台湾，而且对台湾的情况也了解甚少，所以才会贸然出兵，去干那种掳掠人口的蠢事。

在中国基本农业区内，交通越便利，手工业和商业越发达，地区间的依赖性就越大；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越分离，统一的因素就越大，反之则越容易引起分裂。

昔日天下的历史完全证明：在统一政权中产生的消极因素和社会弊病的根源并不是统一本身，更不是统一带来的和平安宁和经济繁荣，而是政治制度，或者说是用什么制度来实现统一，如何统一，统一到什么程度。同样，分裂社会中存在的积极因素也不是分裂本身带来的，更不是战争和破坏所能造成的，而是冲击、削弱了旧制度的结果，是外力迫使中央集权制度暂时或局部解体的副产品。

南方的少数民族家族在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政治地位以后，无不为自己的祖先编造出一段出身汉族的历史，用以证明自己的汉族身份，以便取得与汉人家族平起平坐的地位。编造的方法一般是请文人、甚至第一流的名人修族谱或家传，将第一代祖先附会为谪居的官员、流寓的文人或征蛮的将士，以此为媒介进一步与中原的望族挂起钩来。 这些并非汉人的“汉人”，也同真正的汉人一样歧视自己的同胞，使他们也只能步自己的后尘。

如果以历史上中国最大的疆域为范围，统一的时间是八十一年。如果把基本上恢复前代的疆域、维持中原地区的和平安定作为标准，统一的时间是九百五十年。

辽（契丹）和北宋应该具有同等地位：辽建国比宋朝早，且二者处于对等地位；辽的疆域包含一部分中原，且有相当大的农业区，汉族占总人口多数；辽基本上接受了汉族的和中原王朝的模式，元朝修史时，已将《辽史》、《宋史》、《金史》并列，承认它是中国的一个政权；与几个其他政权并存。北宋时期是以宋、辽对峙为主，几个政权同时并存的阶段，与南北朝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民间贸易常常被中原统治者禁止，或者得不到合法的保护，经济利益也得不到保证。因妄自尊大的虚荣心作祟，为嘉勉臣民的“忠诚”，也为显示天朝物力富厚，从不计较经济利益，无不给予加倍的赏赉。有时一些小国“进贡”积极性太高，不得不规定若干年一次或一年若干次及每次人数贡品的数量，否则不予接待。 对方以平等身份来使，中原王朝非要称之为朝贡。利用文字翻译，篡改对方公文含义，维持天朝大国的神话。乾隆年间，暹罗表文称“循旧例前来进贡”，广州总督翻译称“诚惶诚恐，稽首顿首，谨奏请大清国大皇帝陛下”

名义上的归属不等于实际上的统一。

王朝统治范围之外的政权和地区不等于分裂...在清朝之前，大陆上的政权还没有有效地管辖过台湾....都不能称为分裂，只能看作自治或分治。

第三，传统的农业...对外界的需求和依赖很少。

渴望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但对统一并无热情；相反...无不反对军事扩张，欢迎地方割据。...商业手工业...在加强地区间联系和促进统一方面还是起了很大的作用。

领土面积略超过中国的加拿大和仅次于中国的美国，它们的历史都只有二百多年，而它们的领土定形的时间就更短了。

昔日天下的历史完全证明：在统一政权中产生的消极因素和社会弊病的根源并不是统一本身，更不是统一带来的和平安宁和经济繁荣，而是政治制度，或者说是用什么制度来实现统一，如何统一，统到什么程度。同样，分裂社会中存在的积极因素也不是分裂本身带来的，更不是战争和破坏所能造成的，而是冲击、削弱了旧制度的结果，是外力迫使中央集权制度暂时或局部解体的副产品。

中国农业区的统一是由汉族完成的，但中国历史上农业区和牧业区的统一都是由业民族完成的，牧业民族的三次南下为中国的统一作出了更大的贡献。第一次南下可以追溯到东汉后期，魏、晋时都未停止，以拓跋鲜卑的南下建立北魏为高潮，在统一北方的基础上由隋朝完成了消灭南朝的使命。唐的统一实际上也是以此为基础的。第二次南下从唐朝中后期开始，唐朝后期的一些藩镇就是南下的少数民族的首领，五代中的三代都是由沙陀人建立的以后从契丹（辽），女真（金）一直到蒙古（元）灭南宋，建立元帝国。第三次则是满族南下建立清朝，最终完成了统一中国的伟业

历史事实已经证明，在一个国家中同时存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行政制度（包括经济、斌税、刑法等制度），并不妨碍国家的统一。相反，只要应用得当，结果必然会维护和加强统一。清朝能够最终确立统一中国的政权，完成这一巨大的历史性工程，与它成功地实行了适合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地方行政制度是分不开的。 制度的一致和文化的相同，有其有利于统一的一面，但并不是统一的先决条件，更不会必定导致统一。

在这种表面高度统一而实质上却各行其是的情况下，任何不符合现行制度的公开变革，无论有多大的积极意义，都将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整个国家机器实际上并不是按照貌似统一的制度在运转而是由多种潜在的、稳定的势力在驱动，所以即使改变现行制度，它的巨大惯性也足以维持相当长的时间。但分裂和分治不仅打破了表面的统一，而且多少消除了一些旧制度的惯性，在政权的分崩离析中有可能实现新的变革。

历史事实已经证明，在一个国家中同时存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行政制度（包括经济、斌税、刑法等制度），并不妨碍国家的统一。相反，只要应用得当，结果必然会维护和加强统一。清朝能够最终确立统一中国的政权，完成这一巨大的历史性工程，与它成功地实行了适合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地方行政制度是分不开的。 制度的一致和文化的相同，有其有利于统一的一面，但并不是统一的先决条件，更不会必定导致统一。

每一个政权有它自身存在的条件，有自己发展和消亡的过程。当它还没有可能与其他地区、其他政权结合或被消灭之前，它的存在和发展无疑是合理的。它本来就没有从属于某一政权，当然也就无分裂可言。

一个政权的一部分脱离了它的统治，成为一个独立政权；或者个政权解体了，分成若干个互不统属的政权，不管它们的历史意义如何，也不管它们的最终结果如何，这就是分裂。

公元前221年以前，中国处于分治状态，经过了一两千年的发展，到此时建立了以中原为中心、华夏为主干的集权政权，但同时还存在着其他自治政权。 此后有九百多年的时间，存在着一个以秦朝的疆域为基础的中原政权，其版图时有盈缩；其余时间则分裂为若干个政权；但自治政权始终存在。 中国真正的统一是在1759年实现的，持续了八十ー年。 对中国而言，分裂、分治的时间是主要的，统一的时间是非常短暂的。对中原王朝而言，统一的时间略少于分裂时间。但在元朝之前分裂时间多于统一时间，元朝以后则基本上是统一的。

唐朝在无法控制黄河流域，实际上已不能再从关东获得赋税的情况下，还能支撑一百多年时间，拥有南方，特别是长江下游这块新兴的经济基地是个重要原因。这说明北方关中与关东的依赖关系已经为北方对南方的依赖关系所代替了。

从元灭南宋以后这七百多年间，除了短时期的割据外，南北再也没有分裂，这与北方对南方的这种密切的依赖关系是分不开的。如果把这种关系简化一下，那就是：北方离不开南方，但有军事政治力量足以控制南方；做不到这一点的话，政权就必然垮台。南方可以脱离北方而独立，但缺乏足够的军事力量；一具有这一条件，就足以推翻北方政权。

在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条件下，政治中心必定要控制经济中心，才能维持自己的存在。这种依赖关系越密切，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所在地区的统一就越有保证。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之间的距离，除了必须服从于全局的政治和军事条件外，还取决于二者之间的交通条件以及前者对后者的控制能力。

在中国基本农业区内，交通越便利，手工业和商业越发达，地区间的依赖性就越大；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越分离，统一的因素就越大，反之则越容易引起分裂。在这一前提下，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从元朝统一以后，中国的基本农业区大致是统一的，并且越来越巩固。同样，我们也应该承认，农业区内部的分裂或分治也是历史的必然现象，在一定的条件下也有其合理性。

地形地势固然重要，经济上的自给自足、自成体系关系更大。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多次南北对峙，南北比较稳定的分界线却几乎都不是长江，而是准河或其他比较次要的地理界限。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当时南方政权仅仅靠江南还不足于支撑，必须加上江准之间オ能与北方处于势均力敌的地位。如果北方推进到长江一线，南方不仅在军事上岌岌可危，经济上也无法自给自足了。反之，如果南方政权进抵黄河线，北方的粮食产量就不够养活它的人口，难以与南方抗衡了。所以真正划江为治的时间是很少的。

文化，无论是物质的或精神的，主要是决定于生产方式，而不是从属于哪一个政权。国家与文化的关系应该是国家顺应文化，而不是文化服从国家。当然，国家对文化也可以起到引导和改造的作用，但这是以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状况的变化为前提的，脱离了这一前提的引导和改造必然会起到破坏作用。统一是国家主权和最高行政权力的集中，而不是文化的一致，更不是用一种文化去消灭或代替另一种文化。相反，一个真正稳定繁荣的统一国家，必定会容忍并鼓励多种文化的存在和发展。

稳定的农业和亿万驯服的农民是统一王朝赖以维持的基础，但自给自足的地方经济加上相对独立和封闭的自然环境又成为分裂据或自治、分治的地方有利条件。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带来的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的分离，为统治者控制更广大的区域乃至全国提供了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