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史

生产这样的突飞猛进，必然会引起社会经济的发展，从而引起一系列的社会变革及其上层建筑相适应的改变。同时，这种种的发展和变革，反过来也会激发劳动生产的提高。

P172魏、秦等国的身分制和授田制 战国时代魏、秦等国都有按户籍身分授田的制度。 …… 秦国从商鞅变法以后，与魏国同样实行按户籍身分的授田制，规定“百亩给一夫”（杜佑《通典·州郡典·雍州风俗》）。耕作者必须每年按授田之数上缴定量的租税，包括禾稼（粮食）、刍（饲料）和稾（禾秆）。……由于这种按户籍身分的授田制的推行，自耕小农就在各国领域内普遍地存在，这种小农经济就成为各国君主政权的立国基础。

P212吴起在楚国变法时间较短，成效不大。吴起死后，楚国虽然也成为“战国”之一，在政治制度上有些改革，但是军政大权始终掌握在贵族昭、景、屈三家之手，政治上比较腐败。《吕氏春秋·察今篇》曾竭力说明变法的好处、不变法的坏处，并举“刻舟求剑”等故事来比喻不变法的愚蠢，从而总结全文说：“荆（楚）国之为政，有似于此。”因为吴起死得早，变法的时间短，所取得的成效就和秦国卫鞅变法不同，韩非就曾说：“楚不用吴起而削乱，秦行商君而富强。”(《韩非子·问田篇》)

P245县和郡的产生 县和郡的地方制度是逐渐形成的。县出现于春秋初期，原是国君直接统治的领邑，它和国君分赏给卿大夫的封邑不同。春秋初期秦、晋、楚等大国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加强边地防守力量，往往把新兼并得来的小国改建为县，不用作为卿大夫的封邑。到春秋中期，楚国新设的县已逐渐多起来，有所谓九县（“九”是多数的意思）。最初县都设在边地，带有防卫边境的作用。县所不同于卿大夫的封邑的，就是县内有一套集中的政治组织和军事组织，特别是有征赋的制度（包括征发军实和军役），一方面便利了国君的集中统治，一方面又加强了边防。

P277战国时取得爵位的官僚和地主，实际上已成为一个特权阶层不过，他们只占有土地和庶子，至多有“衣食租税”的食邑，不掌握食邑的政权和兵权。爵位和封君一般不是世袭的，偶或有世袭，也传不长。这样根据军功规定尊卑爵秩的等级，是对过去贵族的“世卿世禄”制度的否定，反映了地主阶级内部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这种再分配是不断进行的。当时地主阶级通过立军功受爵赏、凭游说做大官和买卖土地等手段，对财产和权力不断进行再分配。

P417苏秦这样推翻秦齐连横而攻灭赵国的计划，发动齐、赵联合五国而合纵攻秦，真正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挽救赵国，还是为了将来实现燕联合秦、赵攻破齐国的“大事”。因为在这样秦、齐、赵三强鼎立而斗争的形势下，必须要造成秦、赵两强合纵攻齐的局势，才有可能把齐攻破。如果出现秦齐两强连横攻赵的局势，一旦赵被攻灭，齐的国力将更强大，必然造成对燕十分不利的结果。

P510道家渊源于史官 《汉书·艺文志》说：“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道家之学的开创者老子原是“周守藏室之史”(《史记·老子列传》)，可知“道家”所讲政治斗争的哲理，确是由于“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的这个“道”。所谓“道”，就是从历史上当政者的“成败、存亡、祸福”的变化中，总结出来的“古今”变化的自然规律。

P533孔子不以“圣人”自居，但是标榜“圣”为最高道德标准，同时其大弟子如子贡已认孔子是“天纵”的圣人。孔子也自叹没有遇到能够发挥才能的时机。到子思作《中庸》，就确定孔子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天下至圣”，到孟子，就进一步明确指出，自尧、舜、禹、汤、文王，至于孔子以来，具有一个“圣人”和“王者”一脉相承的传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