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之理念

不能否认，大学之重研究与出版具有提高学术水准的功能，不过把研究与出版提升到最重要，甚至是惟一衡量教师成就的标准时，则不能不说无其偏弊。其弊端之一则显然把教学的重要性压低了

能够尊重客观证据，一以理性为导引之人必不会＂曲学阿世＂。曲学阿世是学界之贼，自不应立足于大学

所谓“红砖大学”（Red Brick University）,在英国指19世纪特别是20世纪初出现的大学，相对于牛津、剑桥两个“古老”大学而言，乃“现代大学”。诸如Birminghanm，Bristol,Leeds,Liverpool,Manchester,Reading Sheffield等。这些大学打破了牛津、剑桥垄断英国高等教育的局面，因为大都是红砖建筑，故有“红砖”大学之称。

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直译为“自由人教育”，来自古希腊的观点。在希腊，给自由市民的教育即是“自由人教育”。牛津剑桥的“博雅教育”是一种“适合绅士的教育”，这与英国文化直接相关。 现在博雅教育应是培养独立判断、选择重要的价值（如美、正直、公正、容忍、理性、自由、民主）而爱之、好之、乐之、坚持之的精神。在政治（反极权主义）、知识（反教条主义）、文化（反科学主义）三重意义上的自由人。真正的博雅教育在肯定人文的价值，摆正人在宇宙万物中的位序。

一个大学生应对人类知识文化有相当程度的了解，对自己民族的学术文化有基本的欣赏与把握，同时，他应该养成一种独立思考判断的能力；一种对真理、对善、对美等价值执着的心态。

我以為規模較小的書院，在師生經常接觸的基礎上，提供敏多的機會，使不同專長的教師間有對話，使師生間有對話，伸不同學科的同學間有對話，這種對話是經常的，是較不拘形式的，也因此自然會形成一-種知識性、社辜性與文化性的溝通，這不但有更多的可能性使書院成為一有機的「學人社會」，且有更多的可能性幫助學生發展其「 德育」。 我這裏所謂之I 德育」是指學生的「品性之養成」，而不是指一種狹隘或獨斷的政治上或宗教上一派一宗的思想或教條的洗禮。

纽曼：“大学不是诗人的生地”。但一间大学如果不能激起年轻人的诗心回荡，一些对人类问题的思索，那么这件大学之缺少感染力是无可置疑的。

偉大的劍橋之子羅素無疑是一個堅信科学价值的人，但他卻指出「科學能處理手段，卻不能處理目的；目的必須依賴感受。」我們所喜愛的價值，如仁愛、自尊等，科學均不能證明其為「善」，但科學卻可以告訴我們如何去達到這些善(假定我們認為那些是善的)。羅素說:「理性的或科學的態度是許多德性中的一種；沒有一個頭腦清醒的人會以為那是所有的德性」。

我們相信一間學府，貴能垂之久遠;要垂之久遠，則必須以制度為重，庶不致人在事奥，人去事息。但一間偉大的學府，則在制度外，還需靠人物赋予風格與精神;而最能傳人物之風格與精神者則莫如其書稿。我們能得到錢賓四先生的書稿，則五百年後新亞的後之來者，亦得於摩挲手稿之餘，想見創校者一番創校之苦心與理想，而有所奮教，而興見賢思齊之心，豈不美哉?這是我们在歡迎錢先生時又不能不特別一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