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论

一个战略家，应该以“瘫痪”为着眼点，而“岂在多杀伤”？即令从战争的较低层次来说，一个人被杀死了只不过是损失了一个人而已，但是一个神经受到震动的人，却可以成为恐怖病菌的传染媒介，足以造成一种恐怖现象。

另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这样长的一连串战役中，威灵顿所做的会战次数，却少得可怜。传记家通常都认为实际的“常识”，就是他的个性和观点的基础，这是否足以解释此种现象呢？最近有一个传记家曾经对威灵顿作下列的评语：“直接和狭窄的现实主义，即为威灵顿个性的要点。对于他的限度和失败，这个因素都应该负责，但是若是就其大者而言之，则这却又相当于是天才了。”威灵顿在半岛上的战略，即足以证明这种分析的不谬。

这是一个直接的威胁，可是威灵顿却不为所动，一意执行既定的战略。马塞纳使用一切的方法来引诱他发动攻势，但是威灵顿却完全置之不理。威灵顿这个战略是正确的，而且也获得了一个极大的收获。

所以，威灵顿对于战争最大的贡献，也都只是他的牵制，而并非他的打击。因为无论当他威胁哪一点时，势必会将法军都吸引到那一方面去，于是使游击队在其他地区中获得大肆活动的机会。 在丰特斯多诺罗，威灵顿陷入了窘境，很吃了一点亏，虽然他还是击败了敌军的攻击，但是他自己也承认说：“假使拿破仑本人在这里，那么我们就败定了。”在巴达霍斯附近，贝里斯弗德和索尔特的援兵发生遭遇战，因为他指挥失当，在阿尔布拉已经产生了败相，但是由于他部下官兵拼死奋战，终于在壮烈牺牲后，把局势稳定住了。

于是双方的兵力又恢复了平衡的关系，马蒙特也向威灵顿的交通线，实行迂回运动，是他较占便宜的地方，是他已经可以不必顾及自己的交通线，有几次，双方都以平行的纵队并排的前进，期间所隔不过是几百码的距离，彼此都在寻找一个打击的机会。法军因为行军速度较高，所以很有超过英军将其迂回的可能性。但是在七月二十二日那一天，由于过分的自信，马蒙特却走错了一步，于是使他暂时的丧失了平衡。他让他左翼和右翼隔得太远，威灵顿马上抓住这个机会，向这个暴露侧翼上迅速发动攻击。结果法军还没等到援军到达，即遭受了失败。

虽然他又再度退回了葡萄牙边境，而且从表面上来看，他再也不曾前进；可是实际上半岛战争的胜负却早已经决定了。因为法军放弃了大半个西班牙，以集中兵力对付威灵顿，结果遂使游击队坐享其成，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正当这个紧急关头，拿破仑退出莫斯科的消息又传来了，结果使更多的法军自动撤出了西班牙。所以到了下一次战役展开序幕时，一切都情况都完全改变了。

半岛战争之所以能有如此愉快的结束，主要都应归功于威灵顿一人。他的出现使半岛上的人民，获得了精神和物质的支援；而他的活动也吸引了法国人的注意力，使游击战的范围日益扩大。

我们的战略是从内部毁灭敌人，通过他们自己征服他们。

战争的真正目的就是要尽量减少对方抵抗的可能性。由此又引到了另一条公理——要赢获某一目标，并应该同时具有几个可以换掉的目标。要攻击这一目标，又同时可以威胁到另一个。唯有在目标方向具有这样的弹性，战略才可以配合得上战争的不确定性。

战略是和道德处于完全对立的地位，其内容的大部分是研究，如何欺骗敌人的艺术——兵者诡道也——但是大战略却具有与道德律暗合的趋势，在任何变化中，都始终不忘记其最终目标。

最后，吉贝尔特预言说，战争在将来一定会发生革命，而推行这个革命的人一定是出身于一个革命性的国家之内，因此才使得青年拿破仑的内心里，点着了幻想和野心的火焰。 拿破仑对与他所接受的观念，虽然疏少新的补充，但是他却使它们得到完善的发展；如果没有他那具有活力的执行，则这种新机动性者，也不过是纸上空谈而已。因为他所受的教育与他的天性恰好暗合，同时他的环境又足以发展他的天才，所以他对于这种新“师”制的优点，才能作充分地发挥。

为了报酬他的功劳起见，威灵顿被封为子爵，事实上他在第二年的成就才足以配得上这样的奖赏。 英国人此次成功的基础有两点：（一）是威灵顿对于军事因素经济有很精密的计算，知道法军的生存工具非常有限；（二）是他建造了托里斯德拉防线。他的战略完全是一种间接路线，其目标是军事经济性的，而且也是客观的。

想要获得一个决定性的结果，则在战略上所采取的路线，其间接性一定要超过一般人的认识之外。在那个时候，所有的调动都是以城赛作为基地和枢纽——对于野战军在补给上构成一个保障。他却放弃这种大家所惯用的作战基地，而认为奇袭和机动的结合，不仅可以使他获得一个决定性的成果，而且也可以提供他安全的保障。这是一种合理的计算，而不是一种赌博。因为敌人在心理上、精神上和物质上都已丧失了平衡之后，他在安全上也就可以不必多家顾虑了。

军事力量的基础就是经济上的耐力

战略的真正目的就是要尽量减少对方抵抗的可能性。由此又引到了另一条公理——要赢得某一目标，便应同时具有几个可以调换的目标。攻击这个目标时，又可以同时威胁到另一个 。唯有在目标方向上具有这样的弹性，战略才可以配得上战争的不定性。

暴力的习惯在非正规战争中所生的根，是要比在正规战争中较深。在正规战争中，还有服从权威的习惯与之抵消，而在非正规战争中，一切不服从权威和破坏规律的行动都被视为美德，成为鼓励的对象。所以在者中已经被挖空了的基础上，也就很难重建一个安定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