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天京

奏折写作，除了上述大原则，细节上的注意事项也不少。例如，克复南京，曾国荃作为当事者，理应第一时间驰奏报捷，这份奏折怎么写呢？距克复南京尚有大半年，曾国藩就为他预先设计了一个包括署名次序、行文格式的范本，曾国荃所要做的仅仅是填空而已：

弱冠那年，他给自己改了个号，叫作“涤生”。“涤”者，清洗、涤除自身的坏习惯、坏品格；“生”者，取义于明人袁黄的名言：“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今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合起来，就是改过自新的意思。

他自己把这种心得，称为“乱极时站得定，才是有用之学”（临终遗言）。至于一介书生，亲临行阵，而每每克敌制胜的原因，他总结为：“无他，熟读《大学》‘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数语，尽之矣。”左宗棠不佩服罗泽南的理学，但是极为佩服他这种不学而能、触类旁通的军事天赋。

围城官绅中，固然有满门自杀的忠臣孝子，也不乏进言上策的“贰臣”、“劣绅”。曾国藩一直敬慕的桐城派古文大师梅曾亮、著有《艺舟双楫》的包世臣和鼎鼎大名的魏源，就住在李世贤的侍王府，每日优游谈宴，此间乐，不思蜀矣。（刘成禺《世载堂杂忆·纪先师容纯父先生》）

李鸿章诗云：“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

孝子之于亲也，不以病不起而废药石；忠臣之于君也，不以事不可为而奉身以退，其任事也，不以己之不能而他诿之。

曾、左二人在几近二十年共事、同官的过程中，一个是菩萨低眉，一个是金刚怒目，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事必有可观，其心必有可述。

所患异时形诸记载，毁我者不足以掩我之真，誉我者转失其实耳。千秋万世名，寂寞身后事；吾亦不理，但于身前自谥曰“忠介先生；，可乎？

吾与文正交谊，非同泛常。所争者国家公事，而彼此性情相与，固无丝毫芥蒂，岂以死生而异乎？以中兴元老之子，而不免饥困，可以见文正之清节足为后世法矣。

湘军领袖中，曾国藩不仅取得了事功方面的成就，且堪称符合传统标准的道德楷模，没有十分把握，实不敢说三道四。左宗棠是湘军中的另类：忠介耿直，不群不党；清廉自守，无欲则刚，兼之性好“抬杠”，讼则多胜（曾国藩、李鸿章俱是他的手下败将······

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这段话深得我心，有种不谋而合的亲切感 。想到与儿子对弈时每每引导他面对无力回天的区域果断弃之，另辟新的战场。我仍是我，我不是我，我又是我。人生境界如此，无憾！

一个合格的“愤青”，要针砭社会、批判他人，首先要在个人品德上立于不败之地，否则，不能身体力行的道德标准只会成为笑话。

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今后种种，譬如今日生。

文勤（祖荫谥号）偶在朝房与众闲谈，提及某日陛见之某提督，谓此人真是忠肝义胆。李文田问曰：“其战绩如何？”文勤曰：“不甚清楚。”李曰：“然则状貌如何？”文勤曰：“没有会过。”李曰：“然则中堂何所见而云然？”文勤曰：“他送我的鼻烟很好，我就知道此人不错。”

不过，挽联是盖棺定论，对象不死，素材就不完整，挽联也就不好落笔，曾国藩哪里找那么多死人来练习呢？他玩了招绝的：生挽。所谓生挽，就是给活人写挽联。活人还得挑熟悉的，不然搞不清平生行事，下笔未免落空。可是，活人都忌讳死，谁愿意触这种霉头呢？于是，他得偷偷地写，不敢让人发现。

左宗棠是湘军中的另类：忠介耿直，不群不党；清廉自守，无欲则刚；兼之性好“抬杠”，讼则多胜（曾国藩、李鸿章俱是他手下败将）。

罗山先生的学问志向，根据曾国藩的总结，是“不忧门庭多故，而忧所学不能拔俗而入圣;不耻生事之艰，而耻无术以济天下”。

他总结为:“无他，熟读《大学》“知止而后有定，定看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数语，之矣。”

“愤青”是“愤怒青年”的简称，来源于西域名著，大行于中文网络，定义屡经更改，表现一以贯之：对现状不满，惯用道德作评价标准，求全责备，敢于直言、大言乃至狂言。

但是，政治是肮脏的，政治又是屈服于武力的。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正当性不是一成不变，而是可以随时赋予的。成王败寇的原则不但适用于改朝换代，也适用于官廷政变。

道光末年，升官晋级，多论资格，无关才干，所以龚自珍要大声疾呼“不拘一格降人才”

中央集权制度中，位于权力金字塔顶尖的皇帝，最希望朝廷内外形成一种扁平化的政治局面，四方听命于一人，万民皆知有皇上。最深恶痛绝的，则是中外勾结，形成政治集团，虽说这种集团不一定就是篡权夺位的反革命团体，但是或多或少都会削弱中央集权。因此，臣子最害怕被目为“朋党”；反之，攻击政敌，最很的招数就是将其罗织为“朋党”。

对中央来说，知县就是可以量化的、对政策效果进行评估的统计样本，黄仁宇所谓“数目字管理”的国家，即建立在这个基础上。

清代自督署至县衙，皆设戒石碑或戒石坊，南向刻“公生明”三字，北向刻“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十六字。此十六字自宋初颁布，历金、元、明、清四朝，屹立不倒。

孝子之于亲也，不以病不起而废药石；忠臣之于君也，不以事不可为而奉身以退。其任事也，不以己之不能而他诿之。

凡举事为千万愚人所喜，而为一二有识所笑，君子弗为也。

弟文笔不患不详明，但患不简洁”；“简洁”为什么比“详明”重要呢？中央固然要了解详情，但是每天看那么多本奏折，倘本本“详明”，不但有伤目力，兼且劳渎精神。政事繁剧，军情変幻，能于纷乱中出以“简洁”之笔，条分缕析，令读者甫观即得其要；较之“详明”罗列，徒使读者茫无头绪，自然要好得多。所以，中央希望看到的奏折，乃是提纲挈领、简明扼要的简报，而不是细大不捐、泥沙俱下的详禀。

“发愤怏望”的李鸿章学上一回毛遂，“自请”之后方能脱颖而出…… 由此可见，不出现这些阴差阳错的情况，李鸿章么做得了准军的统帅？确定统帅的人选，竟如此富有戏剧性，那支军队的组建，能不仓促？同治三年三月，七艘英国商船装载这支仓促组建的新军，缓缓驶过南京附近由太平军控制的下关、九洑洲两处炮台，到达上海。 为防止太平军纠察，李鸿章和其他将士一起“闭置西国汽舟中”，我想，他心中的那股闷气，应该船舱中的闷气更闷上百倍千倍吧。 PS:另有P113“太平军欲购买美国军舰的谍报”

官阶相等官员互相代理职务，称署理。清制：督、抚可以互相署理；曾国藩任钦差剿捻大臣，离署北上，李鸿章便署理其两江总职务。 以低级官员代理高级官员职务，以下级代理上级职务，以小官代大官篆务，谓之护理。同治二年，曾国荃授浙江巡抚，留办江宁（南京）军务，巡抚之职便由闽浙总督左宗棠兼署。三年，克复南京，曾国荃旋即请假开缺，回乡养病，升授安徽布政使马新贻为浙江巡抚，未到任前，由浙江布政使蒋益澧护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