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与权力

他写他擅长写的东西，他写他理解的东西，来反映他一生的经验，及其自豪和偏见的影子。

最优秀的记者，几乎毫无例外地渴望得到公众的承认和喝彩，他们不会轻易用这些东西来交换当官生活的丰厚收入和无名的权力。

在20年代，当马克尔问奥克斯为什么《纽约时报》不像《每日新闻》那样用大量的版面报道霍尔-米尔斯案丑闻——一个仍未解决的谋杀案，在这个案件中维伦德·霍尔和他的合唱队情妇米尔斯小姐被杀死在新泽西的一个苹果树下——奥克斯回答：“当《每日新闻》刊登它时，它就是性；当我们刊登它时，它就是社会学。”

比起现在，当时哥伦比亚大学更是为《纽约时报》培养人的学校，已经和《纽约时报》建立了一种机构性合作。苏兹贝格是哥伦比亚大学的理事会成员，家族的许多成员都到过那里，哥伦比亚校园里的新闻在《纽约时报》的新闻编辑部受到特殊的关照。

他认为新闻界人士应该坚持客观立场，站在政党政治之外，决不能不可救药地烽烟于任何一种事业或任何一个人。这种立场是几乎所有记者都具有的，但要付出代价——这种超然态度使他们失去了通过介入其中产生的更深刻的体验，而他们有时仅仅变成了见多识广却无动于衷的隐秘探子。他们像看待码头工人罢工一样漠然地看待死亡和灾难。他们认为他们公布别人弱点的权利是理所当然的，但他们从没有亲自提供证据。当然，如果记者和一种事业或一个伟大人物一致起来，他们可以成为卫道士或宣传家、名人的走狗。

检验伟大领导能力的标准，在于其是否营造一种靠常识和勤 劳就能成功的局面。

看起来向上的每一步都使个人以牺牲自身的一部分为代价——有更大的权力就要承担更大的责任，有更多的谨慎，更多的谦逊，更少的自由。

使报社老板苦恼的是报纸生产成本的加大，工人们提出了更高的工资要求，电视侵入来争夺广告收入。他们手忙脚乱地进行试验来追赶经济的潮流和变化着的社会，却经常走错了棋，误入迷途。工人们害怕新的自动化的及其，而老板们却将其视为生存下去的工具。尽管新技术论者有模糊的许诺和委婉的说法，但工人们知道，自动化会最终破坏他们的手艺和他们的安全。

当一个人在情感上把一个机构奉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宗教、一种崇拜时，对他来说是不可能退出的。

有时他们像一个大摄影帐篷里的灯管一样通常都是要被替换掉的——一旦他们达到了某种年龄就自动地被替换，但光明是永远存在的。

像一棵根深蒂固的然而又灵活的大树，每天从左到右、从右到左摇摆，在摇掉了它的衰老的旧叶子后进行调整，保持四季旺盛。

《纽约时报》一直有许多优秀的记者，但几乎没有什么优秀的作家。

大多数记者都不安分，都是喜欢偷看下流场面的人，吹毛求疵，在各种人身上和各个地方寻找瑕疵。对他们有诱惑力的不是日常生活的健全场面，而是诸如骚乱和抢劫、国家分裂和轮船遭难、银行家流窜到里约和烧死尼姑之类的事情——荣耀是他们的追求，壮观是他们的激情，而正规却是他们的敌人。

大多数记者都很难安分守己，他们都喜欢追逐低俗场面、热衷吹毛求疵——不管在哪里、对什么人，都有爱挑刺的毛病。日常生活的端庄画面很难吸引他们，反倒是类似骚乱、抢劫、银行家流窜到纽约或烧死尼姑之类的事最能勾起他们的兴趣——他们追求荣耀，热衷宏大叙事，却视“庸常”为敌人。

联合国的成员先在布朗克斯校园，后来在长岛的成功湖，似乎比后来更团结。联合国后来于1951年迁到了它现在的总部，曼哈顿东河边上的玻璃摩天大楼和光亮的综合楼。这座摩天大楼把垂直状态带给了联合国，把它分成了上千个小房间，把世界各地的为求团结而来到纽约的人分割开来。但在曼哈顿的这些建筑起用之前，在布朗克斯和长岛，联合国是水平状地分散在几个小的建筑里。代表们、他们的助手们和记者们都不得不走很多路才能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在道路上、大街上和台阶上，都会有更多的交际和碰面。

罗伯特·肯尼迪参议员并不真正关心这本书—主要是肯尼迪夫人的想法，她很惧怕肯尼迪的死会使光辉的岁月和不倒的神话破灭。

他怀疑她（杰奎琳·肯尼迪）是真的想要隐私，还是喜欢玩弄隐私——就像她喜欢出现在时髦的滑雪场，或者地中海的游轮上，以此来刺激狗仔队的关注。科里承认，新闻界也应该受到谴责，包括《纽约时报》。新闻界把她树立起来，我们把她树立起来，所以时尚杂志拍她的各式各样的照片，通过广告推销药盒帽和蓬松的发式——每一个人做出一点行动，这就是很大一笔生意，而我是其中的一部分。

人们对《纽约时报》非常好奇，其中许多人通过听到和看到丹尼尔（《纽约时报》主编）而证实了他们关于《纽约时报》、它冷静的姿态和表面的自傲、对自身的传统的敬重和美德的确定性的看法。他们从丹尼尔那里获得了报社为自身所打造的形象，虽然这种形象不一定体现了表面背后的全部现实，因为《纽约时报》还有它其他的面目……

《纽约时报》对俄国革命的报道，先是忽略，然后又低估列宁的影响。《纽约时报》在20年代和30年代的记者沃尔特·杜兰蒂，按《纽约时报》编辑们的看法，已经成了斯大林的卫道士了。从1941年到1943年《纽约时报》驻苏联的记者，后来转向为共产党的《工人日报》（Daily Worker）的伦敦版和纽约版写作。

赫伯特·马修斯这种人，这种充满了理想主义和自我专注的个人主义者，与1967年的《纽约时报》的风格是格格不入的。

在克里夫顿·丹尼尔完成了口授之后，里夫小姐站起来，扭着漂亮的臀部，离开了房间。丹尼尔坐回到椅子上，揉揉眼睛，把他的有角质框的眼镜塞进了他像皇冠一样的长头发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