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政治思想史

及战国末而人智益进，荀子遂大声疾呼，谓： 大天而思之，孰于物畜而制裁之；从天而颂之，孰于制天命而用之。《天论》篇 此实可谓人类对于天之独立宣言。

凡国家皆起源于氏族。族长为一族之主祀者，同时即为一族之政治首长，以形成政教合一的部落。 其所谓天者，已渐由宗教的意味变为哲学的意味。而后世一切政治思想之总根核，即从此发轫。 而其渊源则认为出于天，前此谓有一有感觉有情绪有意志之天直接指挥人事者，既而此感觉情绪意志，化成为人类生活之理法，名之曰天道，公认为政治所从出而应守，若此者，吾名之曰抽象的天意政治。 掌外朝之政，以致万民而询焉。一曰询国危，二曰询国迁，三曰询立君。

故执政若违反民意，除却到恶贯满盈群起革命外，在平时更无相当的制裁之法。此吾国政治思想中之最大缺点也。 则同种族之人不得互婚，凡婚姻必求诸异族也。此种制度，于我民族之发荣，有绝大影响，盖多数异族血统之混合，即大民族所由醇化也。

要之此为后此儒家政治思想之主要成分，直至今日，其惰力依然存在，然社会组织既已全变，则其精神亦适为僵石而已。

有无所产，专以亩为计算单位，有一亩税一亩，故曰屡亩而税。

但实物交易之习惯，直至汉时犹甚盛行，则古代更可想。(吾旧著《春秋时货币种类及流通状况考》

其所重全在此一点，即以在上者之人格与一般人民人格相接触，使全人类之普遍人格循所期之目的以向上。 盖儒家政治之目的，诚非可以一时一地之效率程也。宇宙本为不完成之物，创造进化曾靡穷期，安有令吾侪满足之一日。满足则乾坤息矣。或评孔子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

自宜应时代之要求，为分化的发展，其末流则孟子、荀卿两大家，皆承孔子之绪，而持论时有异同，盖缘两家对于人性之观察异其出发点。

此语入欧洲人脑中，其不能了解也或正与我之不了解权利同。彼欲以交争的精神建设彼之社会，我欲以交让的精神建设我之社会。彼笑我懦，我怜彼犷，既不相喻，亦各行其是而已。

孟子于是提出其生平最得意之土地公有的主张——即井田制度。 欲为君，尽君道。

消极的保护人民生计之安全，积极的导引人民道德之向上，曷尝于民政有所障耶？

荀子不承认“欲望”是人类恶德，但以为要有一种“度量分界”，方不至以我个人过度的欲望，侵害别人分内的欲望。此种度量分界，名之曰礼。儒家之礼治主义，得荀子然后大成。

荀子所谓度量分界：(一)贵贱，(二)贫富(《王制》篇所说)，(三)长幼，(四)知愚，(五)能不能。以为人类身分、境遇、年龄、材质上万有不齐，各应于其不齐者以为物质上享用之差等，是谓“各得其宜”，是谓义。将此义演为公认共循之制度，是谓礼。荀子以为持此礼义以治天下。 要之皆荀子一派之所谓礼，与孔子盖有间矣。

美善合一，是孔子理想的人格。

道家哲学，有与儒家根本不同之处。儒家以人为中心，道家以自然界为中心。 等论调，其病仍在混人物为一谈。吾侪为金耶，为木耶，诚宜如此。虽然，吾侪人也。使人性果能为庄子所谓“祥金”与“不材之木”亦曷尝非善事，然而不能——以反于自然状态故不能，不能而以此导之，结果徒教取巧者以藏身之固耳。

吾侪亦深信此种生活不能适用于一般人——不能作为社会教育或政治的一种标帜。但吾侪不谓此事为不可能，盖人类之自由意志，吾侪虽不敢指为万能，然确信其力之伟大实不可思议。自己欲作何种生活，最少可以凭自己意力作一大半主，故将物质生活减杀至最低限度，而将精神生活发育到最高限度，人类实有此可能性。

此种生活，不以生活为达任何目的之手段，生活便是目的。换言之，则为生活而生活——为学问而学问，为劳作而劳作。再换言之，则一切皆“无所为而为”。再换言之，则将生活成为艺术化，夫生活成为艺术化，则真所谓“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矣。此种生活，虽非尽人而能，然智慧愈多者，其可能性愈大，则甚章章也。

老子辈所倡此种自然主义，其本质固含有“个人的”、“非社会的”、“非人治的”倾向，故其末流乃生四派： 一、顺世的个人主义。代表者：杨朱。 二、遁世的个人主义。代表者：陈仲。 三、无政府主义。代表者：许行。 四、物治主义。代表者：慎到。

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

夫以尊自由宗虚无之道家，与主干涉综核名实之法家，其精神若绝不相容，何故能结合以冶诸一炉耶？此研究古代学术最重要且最有趣之一问题也。以吾观之，两宗有一共同之立脚点焉，曰“机械的人生观”。道家认宇宙为现成的，宇宙之自然法，当然亦为现成的，人类则与万物等夷。同受治于此种一定的因果律之下，其结果必与法家所谓法治思想相契合而冶为一，有固然也。

此种论调，骤视若与儒家无甚异同，其实不然。墨子以“别”与“兼”对，若儒家正彼所斥为“别士”者也。兼与别之异奈何？儒家专主“以己度”，因爱己身，推而爱他人；因爱己家，推而爱他家；因爱己国，推而爱他国；有“己”则必有“他”以相对待，己与他之间，总不能不生差别，故有所谓“亲亲之杀，尊贤之等”，有所谓“度量分界”。墨家以此种差别观念为罪恶根原，以为既有己以示“别”于他，一到彼我利害冲突时，则以彼供我牺牲，行将不恤。

视人之室若其室，谁窃？视人之身若其身，谁贼？视人之家若其家，谁乱？视人之国若其国，谁攻？(《兼爱上》) 荀子曰：“墨子有见于齐，无见于畸。”(《天论》篇)可谓确评。盖墨家仅见人类平等的一面，而忘却其实有差等的一面为事实上所不能抹杀也。虽然，可用与否，别为一问题。而兼爱为人类最高理想，则吾侪固乐与承认也。

墨子以“非攻”为教义之一种，其义从兼爱直接演出。其时军国主义渐昌，说者或以为国际道德与个人道德不同，为国家利益起见，用任何恶辣手段皆无所不可。墨子根本反对此说，其言曰：今小为非则知而非之，大为非——攻国，则不知非，从而誉之，此可谓知义与不义之辩乎？

墨家更有一特色焉，曰“交利主义”。儒家(就中孟子尤甚)以义与利为极端不相容的两个概念，墨家正相反，认两者为一。《墨经》云：义，利也。(《经上》)

可见彼所谓利，实指一社会或人类全体之利益而言。然则彼曷为不曰“中义”而曰“中利”耶？彼殆以为非以利定义之范围，则观念不能明确，儒家无义战，墨家非攻，其致一也。然宋□欲以不利说秦楚罢兵，孟子以为不可，宋□固墨者也。墨家以不利故非攻，其言曰：所攻者不利，而攻者亦不利，是两不利也。(《贵义》) 墨子之非乐(反对娱乐)是仅见有之之利，而不见无之之用也。盖极端的实用主义，其蔽必至如是也。

“什么都不为”，正人生妙味之所存也。

古今中外哲人中，同情心之厚，义务观念之强，牺牲精神之富，基督而外，墨子而已。

墨家既以天的意志为衡量一切事物之标准，而极敬虔以事之，因此创为一种宗教，其性质与基督教最相逼近，其所以能有绝大之牺牲精神者全恃此。

所谓法者，纯属“自然法则”的意义。法之本源，在“天之道与民之故”。此道与故表见出来者谓之象。象成为具体的则谓之器。模仿此象此器制出一种应用法则来谓之法，实即“有物有则”之义也。

此即释“所若而然”之义。凡此所述，皆为广义的法。质言之，即以自然法为标准以示人行为之模范也。法家所谓法，当然以此为根本观念，自不待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