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门口的陌生人

历史对许多人来说，最大的魅力在于让人逃避现时——不仅躲避在往昔之中，而且还躲入孤僻而冷漠的“客观”之中，历史学家在那里对现时作奉献。

在20世纪的杂志上，常可以看到广东人写的文章，自称广东省是全中国最中国化的省份。……像这样一种非常注重始原和“纯洁”的情况，在一个伟大民族或一个文化综合体的边缘地区，是有代表性的。那些最直率的民族主义者往往来自这些区域，似乎他们能更敏锐地感觉到同过去的历史联系起来的必要性。例如，拿破仑来自科西嘉，希特勒来自奥地利，斯大林来自格鲁吉亚。

联军指挥部还在三角洲地区建立了一种社会保护制度。巴夏礼与阿礼国停止了苦力买卖中罪恶的“猎仔贸易”和城市官吏对广州小店主3%的“抽厘”税，这一举动也赢得了成千上万农民和商人对他们的感激。很快，三角洲地区的居民开始向联军指挥部要求革除地方上的腐败和不公正，而过去他们是向中国传统的政府提出这类请求的。事实上，当英法联军不干涉地方事务时，人们反而忿忿不平。

贿赂太普遍了。每一个人都是可贿赂的，水师还是毫无希望。水手们已经习惯于受贿渎职，以至于在鸦片战争爆发时竟拒绝作战。在穿鼻之战中，水师长官不得不典卖了他的衣服，答应每一个去打仗的人给两块钱赏金。

此外，朝廷最关心的实际上是农民起义时士绅的态度。魏斐德指出，农民起义的领袖，‘只有获得重要士绅的指教和协作，才有望“改朝换代”。……虽然并未明言，但不允许知识阶层与群众力量有过多的接触，无疑是清朝统治政策中的重点。士绅可以帮助朝廷统治人民，但决不允许他们掌握人民，最后利用人民。’因此，‘士绅与官府这两种力量总是在跷跷板上不断地平衡。如果一方上升，那么另一方就下降，此消彼长。’

魏斐德并不认为可以在民族的历史与世界历史之间划一条简单明了的界限，他反问道：‘难道不正是不同地区历史的交错塑造了此时此地的历史吗？中国村民向一个英国人投石头，巴麦尊（Palmerston）在伦敦白厅（White Hall）发怒，白厅向北京施加压力，广东省一个农民被斩首。各个地区发生的事情编织进了世界历史，中国发生了变化。’

当然，并不存在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在这种地方历史与民族的或帝国的或世界的历史之间划一条简单明了的界限是不可能的。而且，难道不正是不同地区历史的交错塑造了此时此地的历史吗？中国村民向一个英国人投石头，巴麦尊在伦敦白厅发怒，白厅向北京世界压力，广东省一个农民被斩首。各个地区发生的事情编织进了世界历史，中国发生了变化。

那些或是属于广州‘系统’的人，或是不愿追查国内上百万的吸食者、贩卖者的人成为辩论的一方，而另一方的人们则认为这种罪恶对帝国的道德、经济和体制都是一个威胁。这是中国政治史上的古老辩论，顺应者对固执者，司马光对王安石。‘道德主义者’具有一种近乎法家的观点：法律必须执行而不顾人的代价和社会的惰性。于是，其办法就是，社会改良主义和忽略商业利益，采取重大的社会政策与有力的技术方法，伴之以大批群众的动员。简而言之，国家干涉社会。

鸦片战争后广州周围地区的经济、社会危机直接导致了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但是真正产生不满的温床和使太平天国得到扩张的地区，却是充斥着失业者与苦力的湖南、广西和长江流域。因为这种情况，也因为太平天国以南京为中心，所以太平军绕过了广州。但是，其他的秘密社团却像猎狗盯着猎物一样，注视着似乎就要改变的天命，并从内地转向巨大的广州城，向往着那里的美好生活。

注：收入中，常规收入占23%，非常规收入占40%，厘金占37%。在非常规和来自地方的收入中，顺德县负担了近35%。也就是说，这个县单独提供和被课以广东省战争和叛乱费用的14%。而且，这个县的总负担可能还不止于此，因为某些特别财产被充公没收（这显然是政府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这方面的数字一定会影响百分比。在全部军事支出中，近59万两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费用；402万两用于内战。

哲学，似乎往往独立于其创造者哲学家而存在。二者并非仅仅是语义上的区别。因为一个哲学专业的学生可以深受黑格尔辩证法的影响，却从未理解黑格尔的内心和为人。但这种思想与思想家分离的现象，只有当一种思想体系或某种理念独立存在的情况下才可能出现。

文人为军队的无能而躁动不安，地主组织团练，佃户参加秘密社团，各个家庭为争夺当地的财富与勢力互相争斗。简而言之，在官方历史的表层之下，萌发着民众的恐惧、希望和运动。

祖先神圣的传统既已湮没，上天亦抛弃了我们。那些专心注视着事态发展的人，那些看到我们的地方官是多么自私和人民是多么发落的人，都有一种沉重又令人不可思议的预感。我们正处在一场大草命的前夜。许多人都感到了这一点。但是，不知道动力将来自外部还是内部。

周锡瑞对《大门口的陌生人》中的特殊视角给予高度评价 ： “众多历史学家常聚焦于官方史 、外交史 、精英史 ，而魏斐德触到了他们很少涉及的 “民众史 ” ，即某事件对社会大众 、底层人物的影响 。 ”

三元里事件后 ，广州立即成立了几个团练局 。但是 ，真正继承了这种全民皆兵做法的机构是升平社学 。

福建少林寺的和尚们……

广东作为中外交往的地点 ，它的商馆 、公行等 ，在西方早已被详尽地研究过 ，而本书 “独具一格 ”的是 ，开拓和加深了历史的探索 ，见到了 “在这些苦心经营的商人及行政机构的周围 ，还有着更广大的南中国社会 ，在那动乱的年代里也在酝酿发酵中 ” ，见到了 “在官方历史的表层之下 ，萌发着民众的恐惧 、希望和运动 ” ，这就使本书具有了更加深入的内容 ，在美国史学界标志了一个新阶段 。

布洛赫很快意识到这个陷阱 ，他因此警告我们 ，证据仅在受到适当质疑时才能说明问题 。如果我们看到一份伪造文件 ，那我们必须问 ：为什么要伪造这份文件 。如果证据是真实的 ，我们须意识到 “语言的所有习性 ” 。……

本书同意费正清的“冲击—回应说”理论——中国传统社会超稳定的结构，不可能发生根本的、内部的变革，只有外来的冲击才能使中国突破传统的束缚，发生与世界同步的质的变化。 本书另辟蹊径，不是从国家，而是从社会出发，从广州的地方史研究入手，解释传统中国社会在遇到来自西方的挑战时，是如何做出回应的，从而揭示出官方历史表层之下的社会动态。

魏斐德并不认为，仅仅是出于西方列强的冲击而使得中华帝国走向灭亡。他恰恰认为是内忧和外患的共同作用——亦即内部的和世界的两个进程的汇合，才使得“这个最后的巨大的独立的历史单位的文化藩篱被打碎”。[插图]而实际上，太平天国也并非完全中国式的行为。归根到底，内忧和外患的直接导火索都可以归在外部冲击的原因上。

魏斐德依然认为，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甚至使得反叛者都没有办法形成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只有外来的“冲击”才使得这种革命成为可能。[插图]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魏斐德认为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的一道分水岭。尽管在形式上洪秀全同样是一个应试落第的知识分子，“但是这一次，这位赋闲的知识分子却突然发现了另一种神圣力量的源泉——西方”。[插图]魏斐德认为，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革命的原因在于它依据西方的理论公开向儒家的传统观念提出挑战，从而使其自身成为了中国历史的一个新起点，形成了日后改变中国的新力量。

魏斐德对“汉奸”一词泛滥的原因做了分析，指出对于官府层面来讲：“官府需要一个替罪羊，这是可以理解的。所以就把敌人说成是模糊不清又无处不在的‘汉奸’。英国人离得太远，作用不大。积累起来的失望、恐惧，可以在更近一些的靶子上得到发泄。”[插图]对于士绅来讲：“失败必须从道德上寻找原因。于是，一些人长时间与蛮夷混居，这本身就可以被认为是一种精神上的堕落。”[插图]而对于一般民众来讲：“‘汉奸’一词凝聚了所有以上所描述的反对城市、反对商人、反对洋人的感情。”[插图]

魏斐德从来不认为中国近代史可以游离于世界史之外，具有所谓的特殊性。他一直用比较的视角来看待中国近代史的事件，以欧洲历史中的历史事件为例来说明中国的事件，这样的一个比较的视角有利于英语读者对一些中国近代史事件的理解。

魏斐德并不认为可以在民族的历史与世界历史之间划一条简单明了的界限，他反问道：“难道不正是不同地区历史的交错塑造了此时此地的历史吗？中国村民向一个英国人投石头，巴麦尊（Palmerston）在伦敦白厅（White Hall）发怒，白厅向北京施加压力，广东省一个农民被斩首。各个地区发生的事情编织进了世界历史，中国发生了变化。

魏斐德同样不赞成柯文（Paul A. Cohen, 1934—）所提出的“中国中心论”，因为他强调外部因素的不可忽视性，认为研讨中国的同时应当将它置于全球性的视野之下。

持历史阴谋论的学者易于认为秘密社会对历史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阴谋论还强调，人毕竟是有自由意志的生物，而不是环境的工具，也不是社会力量的产物。于是，非人格化的历史被很方便地赋予了人性。

这个城市像块磁石，它吸收进原料和人力，然后再把它们排挤出来。原料加了工，值更多的钱。

在林及其以后的一些清朝官员看来，在儒学家的历史上，“民”是无可估量的。“民”能拯救或毁灭、恢复或推翻一切。一旦被合乎道德地动员起来，“民”就是不可战胜的。即使失败接着失败，这种信念并不会减弱。

中共的史学家们赞誉三元里事件，这是不奇怪的。他们能够从鸦片战争屈辱的军事失败中，找出一次伟大的民众的胜利，只是由于清朝官方的怯弱才使它沾上污点。

这二者使得地方政府与地方显贵间关键性的力量平衡发生了变化，变得对后者有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