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与政治

可见，学术生涯是一场鲁莽的赌博。如果年轻学者请教一些做讲师的意见，对他给予鼓励几乎会引起难以承担的责任。如果他是名犹太人，我们自然会说“Lasciate ogni speranza”(放弃一切希望)。你对每一个人都要凭着良心问一句：你能够承受年复一年看着那些平庸之辈爬到你头上去，既不怨恨也无挫折感吗？当然每一次他们都会回答说“自然，我只为我的天职而活着”但至少就我所知，只有极少数人能够无动于衷地忍受这种事。

一切历史经验也证明了，若非再接再厉地追求在这个世界上不可能的事，可能的事也无法达成。

除了几个老儿童——在自然科学界，还真有这种人——谁还相信天文学、生物学、物理学或化学上的知识，能在世界的意义这个问题上对我们有所启发？谁还相信自然科学能够指点迷津，告诉我们要循哪一条路才能找到它的踪迹？其实，照这些自然科学的倾向，一旦它们真要涉及这些问题，那么有所谓世界的“意义”存在这个信念，将会被它们从根铲除。

所有自然科学提供的答案，都是回答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希望在技术层面支配生活，我们应该怎么做。至于我们是否应该以及是否真的希望在技术层面支配生活和这样做有无终极意义，自然科学或是完全略而不提，或是依照它们本身的目标来预设答案。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理性化、理知化，尤其是将世界之迷魅加以袪除的时代；我们这个时代的宿命，便是一切终极而最崇高的价值，已自公共领域（Öffentlichkeit）隐没，或者遁入神秘生活的一个超越世界，或者流于个人之间直接关系上的一种博爱。

我们发现：生命已不再如以往的时代那么具有魅力，鼓荡心灵的诗和宗教上的合一皆是如此。这就是为什么有许多人，在无法调适精神以应对现代世界的变迁之余，变得毫无生气而对生命无法担当；这也说明了年轻人为什么躲到小社群里去，以求复苏生命的活力，无论多微弱。

为自己和他人追求灵魂得救的人，不应在政治这条道上求之，因为政治有着完全不同的任务，只能靠暴力来完成。政治的守护神，或者说魔鬼，同爱神、同教会所描绘的基督教的上帝之间，处在一种固有的紧张之中。这种紧张随时都可以导致无法调解的冲突。

采用暴力的手段并遵守责任伦理的政治行动，它所追求的一切事情，都会危及“灵魂得救”。但是，如果有人在一场信仰之战中，遵照纯粹的信念伦理去追求一种终极的善，这个目标很可能会因此受到伤害，失信于好几代人，因为这是一种对后果不负责任的做法，行动者始终没有意识到，恶魔的势力在这里发挥着作用。这些势力毫不松懈地为他的行为，甚至为他的内在人格制造着后果，对于这些后果，除非他早有察觉，他只能束手无策地表示臣服。

在进入人类历史未知的未来的门上写着：“放弃一切希望”。 未来不是一场人类和平与幸福的梦境。问题不在于将来人类会怎么想，而是他们将会是什么样的人。 …… 我们追求的并不是人类未来的幸福；我们只是切望在后代的身上培养起一些特质，这些特质可以让我们感觉到，我们人性中的伟大与高贵正在这里。

能够深深打动人心的，是一个成熟的人，他意识到了对自己行为后果的责任，真正发自内心地感受着这一责任。然后他遵照责任伦理采取行动，在做到一定的时候，他说：“这就是我的立场，我只能如此。"这才是真正符合人性的令人感动的表现。

单靠祈求和等待，只能一无所获，我们应当采取不同的行动。我们应当去做我们的工作，正确地对待无论是为人处世的还是天职方面的"当下要求"。如果每个人都找到了握着他的生命之弦的守护神，并对之服从，这其实是平实而简单的

我们只能要求教授们具有智识上的诚直去看清楚：事实的确定、数学或逻辑上的关系的确定或文化理想之内在结构的确定，是一回事；回答有关文化的价值及其具体内容，以及人在文化共同体与政治团体中应如何行动的问题，是另一回事。……对先知和群众鼓动者，我们要说，到大街上去，把你的话公开向群众说，也就是在他人可以批评你的情况下讲话。在课堂上，教授座前的听众必须保持缄默，教书侃侃讲课，学生为了前途必须上课，在课堂上也并没有教授来向教授提出批评……无论何时，一旦学者引进个人的价值判断，对于事实的完整了解，即不复存在。

我的回答是，讲台不是先知和煽动家应待的地方。对先知和煽动家应当这样说：“到街上去向公众演说吧”，也就是说，到能听到批评的地方去说话。而在课堂上，坐在学生的面前，学生必须沉默，教师必须说话。学生为了自己的前程，必须听某位教师的课，而在课堂上又没有人能批评教师，如果他不尽教师的职责，用自己的知识和科研经验去帮助学生，而是趁机渔利，向他们兜售自己的政治见解，我以为这是一种不负责的做法。

即便是那些即非领袖又非英雄的人，也必须使自己具有一颗强韧的心，以便能够承受自己全部希望的破灭。

你别忘了，魔鬼是位老者，要认识它，你们得变老

因此，学术生涯乃是一场疯狂的冒险。当年情学者要我对他们进入大学教书作些建议时，我几乎没办法扶起鼓励之责。如果他是犹太人，我自然可以说：“放弃一切希望。”但是对其他的人，无论基于感情或良心，我们都必须问这样一个问题：你真的相信，你能够年复一年看着平庸之辈一个接一个爬到你的面前，而既不怨怼亦无创痛吗？自然，我们得到的回答总是：“当然，我活着只是为了我的‘志业’”。然而，我发现只有少数人能够忍受这种情形，而不觉得这对他们的内在生命是一种伤害。

不管怎样，灵感之涌现，往往在外面最想不到的当儿，而不是在我们坐在书桌前苦苦思索的时候。然而，如果我们不曾在书桌前苦苦思索过，并且怀着一股献身的热情，灵感绝对不会来到我们的脑中。

1909 年，弗洛伊德的一位弟子在海德堡的知识圈子里出现。他以一套新的心理健康的生活规范为名，贬斥传统维多利亚式的想法中夫妻间的忠实及在道德上合理的嫉妒。韦伯的友人中间，有人因为把这套说法付诸实行，陷入了悲剧性的纠缠和道德上的难局中。韦伯对他们充满了同情。在他看来，精神医学上有价值但不精确的一些慧见，和一套庸俗地以“健康的神经”为尚的伦理，混淆在了一起；对于这种混淆，韦伯的反应很强烈。他不愿意把健康的神经当成一种绝对的价值，也不愿意以压抑对神经造成的伤害为单位，来计算压抑有多少道德上的价值。

这个世界被祛除了迷魅（disenchantment of the world）。事实上，我们生活的，是一个理知化了的世界，一心专注于专业化与人为化。我们发现，生命已不再如以往的时代那么具有魅力，鼓荡心灵的诗和宗教上的合一皆是如此。这就是为什么有许多人，在无法调适精神以应对现代世界的变迁之余，变得毫无生气而对生命无所担当；这也说明了年轻人为什么躲到小社群里去，以求复苏生命的活力，无论多么微弱。

Die Entzauberung der Welt durch die Wissenschaft

一个决心投身于对科学的学术追求的毕业生的处境是什么？（25）

他一开始就在一个显然安全的位置上，因为它有一份固定薪资。（26）

他可以理解地认为，如果他在那儿工作多年，他有一种道德权利被考虑。（26）

应该在原则上保证每一位被认定有价值的的学者获得Habilitation，还是考虑到“教学要求”，让已经在职的讲师垄断。（26）

年轻讲师在早年间负担很重，正因为他拿工资。（27）

大型医学或自然科学机构时“国家资本主义”企业。（27）

不同于历史上德国大学的氛围。 不论内在还是外部，旧的大学的构成constitution已化作泡影。然而，留下来的、乃至变本加厉的，是大学生涯中的一种特定因素。一个私讲师，能否成功成为全职教授，更别说一个助理能否成为机构领导，纯粹靠机运Hasrad/chance。（28）

人类互动的法则，尤其是几个组织间的合作，在这里是负责推荐的教员与主管之间的互动。（28）

这种益处之不可测量与高参与率的想法于是在实践上盖过了其他一切。如果一个讲师被说成差劲的教师，这通常是他学术的死刑，即便他可能是时尚最顶尖的学者。 而事实上，涌向一位特定的老师，其原因令人难以置信地决定于纯粹外部因素，如人格，甚或语音语调。（30）

你相信你能看着庸才年复一年地爬到你前头，而不感到内在的怨恨和创痛吗？当然，每次的回答都是：当然了，我只为我的“志业”而活——但就我所知，极少有人能够毫发无损地渡过这种经历。（30）